沈勇
发展现代戏、传统戏、新编历史剧的“三并举”方针，是戏曲艺术创作发展的重要方向，也是戏曲所坚持的创作原则。近年来，我们欣喜地看到各省均涌现了一大批以反映“中国梦”、“最美现象”等弘扬主旋律、表达正能量的戏，为繁荣戏曲创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方面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但是，在现代戏创作繁荣的背后，我们也隐隐有些担忧。这些担忧既来自于对戏曲良性发展的思考，也来自于对现代戏创作现状失序所带来的隐患的忧虑。
担忧一：
在认识上把戏曲的“现代性”仅仅理解为表现现代生活的题材
表现现代生活毫无疑义是戏曲融入当下、拓展题材、创新表演手段的一条捷径，也是戏曲创作的重要原则。当前，整个中国都在经历着现代化与都市化的转型，戏曲创作必然也要做出与之相适应的变革，这是一种发展的必然，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是把戏曲的“现代性”仅仅局限在表现现代生活的题材上面，这是有问题的。
首先，现代的题材，并不一定就具有现代性。现代性是在艺术作品中融入了现代文化和环境的特点，是能够反映出艺术作品的时代特点和文化特征的。很多新编写的现代戏，虽然故事反映的是现代的生活，有的戏甚至以真人真事入戏，但是因为对故事及人物模式化的描述与简单化的处理，以简单的道德评判代替审美，以善恶的二元对立来推动情节的发展，这样内容上是现代的，思想上是古代的，没有现代性的“现代戏”不在少数，可以说大家所看到的近三分之二新创作的现代戏都存在这样的问题。这样的戏当然不能与时俱进赢得观众。
其次，历史的、传统的戏曲题材也并非就没有现代性。事实上，通过对历史题材重新的阐释，赋予新的内涵和形式，在现代审美的关照下创作的京剧《曹操与杨修》、晋剧《傅山进京》、昆剧《班昭》等都极具现代性。而梨园戏《董生与李氏》则更是把尤凤伟的当代短篇小说《乌鸦》，一个现代的悲剧故事，改成了古代生活的喜剧，将现代故事以传统戏曲演绎，把现代人生品味不断编织于传统伦理中，造就了一部极具古典风格的现代戏曲。因为是历史的、传统的就简单地理解成是过气的、没有现代性的、不会为现代观众所喜欢，实乃是误解。否则就无法解释电视台“古装剧”的热播与网络上“历史穿越”的泛滥了，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成为新媒体、出版业、影视业取之不尽用之不绝的动力源与题材库，观众一样很踊跃，很喜欢。当前影视与图书对历史、传统的关注，俨然已经成为现代文化生活的一种样态或者形式，而这种样态或形式恰恰是现代生活的折射。同时，讲述故事的视角、主题、表现手法等等符合当下观众的审美也是关键因素。与时俱进是戏曲发展的整体性要求，是希望通过戏曲主动关照现代文明意识、现代审美意识、现代价值观，提升戏曲的传统与个性，从而实现活在当下，而并非只把现代性理解成表现“现代生活”的题材拓展。发展与“拯救”戏曲让我们有点“病急乱投医”，自以为表现现代生活的现代戏观众就一定会买账，可惜事与愿违，对现代性的误读，反而让观众更远离剧场，戏曲现代题材创作陷入作品不断涌现，现状无法改观的局面。
担忧二：
在思想上把现代戏创作与演出等同于“宣传”
现在只要一提起现代戏，不管是观众的认识、同行的判断还是创作者自身，都会把它归纳到“宣传戏”的范畴。造成的后果就是观众因不想进剧场接受“教育”，不想被迫接受“宣传”而逃离;同行也因为戏曲现代戏“宣传”的模式化、概念化而远观;创作者更是因为“宣传”需要的命题式创作，而不投入真情。戏曲现代戏似乎因“宣传”而走入了一个“写得快、演得快、丢得快、观众忘得快”的怪圈。
记得鲁迅当年在纠正极左的文学观念时，曾对美国作家辛克莱的名言“一切文艺都是宣传”提出进一步解释：“不错，一切文艺都是宣传，但并非一切宣传都是文艺。”邓小平也曾说：“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任何进步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不能不考虑作品的社会影响，不能不考虑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党的利益。” 实际上，在有政治的社会中，超越政治的艺术家或者艺术都是不可能存在的。任何艺术作品，都或多或少、或显或隐、或直接或曲折地表现出一定的政洽观点或倾向性。“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两为”方针，明确了新时期文艺所要承担的宣传教育、审美提升与认识的职能。现在的问题是，主创者们把主流意识形态对文艺的引导进行了概念化的图解，认为“宣传”就是以文艺的方式喊口号，所有表现主流意识形态的创作都是宣传。文艺是宣传，但是作为艺术品的宣传得有讲究。不表达真情实感的文艺创作，没有艺术家自我表述的创作，不能说是文艺，那些创作只能是口号。我们看到的很多“应景”、“应时”、“应人”的创作很多没能成功，很多只完成了“北、上、广”三场演出的现代戏，原因就是混淆了创作与“宣传”的关系。创作者一搞现代戏就习惯性地用延安戏曲创作范式与样板戏创作方式，对人物的塑造，简单地停留在政治层面的肯定、道德层面的讴歌上，或流于生活的表层，把贴近生活简单理解为再现生活，并在再现的过程中根据政治、道德等非戏剧因素，对生活与人进行 “过滤”、“净化”、“升华”，对生活做想当然的表达、对主旋律作品美学原则进行功利性解读，从而使本应深厚、鲜活的艺术形象趋于虚假，脱离了当下的语境，大大地降低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进一步制造了观众和现代戏之间的隔离带。在“最美人物”、“模范人物”的塑造时，往往把这些人塑造成一个在痛苦的逆境中顽强抗争的人，或家庭不幸、或丈夫离婚、或儿女背叛、或旁人讥笑、或社会不公，有的甚至把主人公的成就建立在牺牲家庭的幸福之上，在每天不着家、不顾家的忙碌中、在承受家庭的不幸与自我的矛盾中孤芳自赏，似乎表现正面人物只有“苦情戏”一道，以让观众现场流泪为满足，不知“苦情”引发的是可怜与同情，缺乏的是“崇高”。
生活需要可怜，需要同情，但可怜与同情不能成为榜样，没有人愿意去学一个被人可怜的人。当前社会提倡的是快乐生活、快乐工作。对于工作我们要热爱，对于家庭我们要热爱，对于亲人我们更要关怀，社会需要的是贤妻、良母、工作能手。对于工作每天充满信心，不管什么岗位都能微笑面对，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完成，从而实现自己最大的价值。写戏，除了要有内容还要有思想与境界，更要有一种自我独立的表达，任何形式的艺术创作，都是生命经验的交换，对于生活真实我们需要化腐朽为神奇的艺术转换，需要能让观众接受并喜爱的内容与情感的传达。可以说，不会运用艺术的、审美的、历史的、人民的创作观去指导我们的戏曲现代戏创作;缺乏创作者的激情;缺乏对生活的深刻感悟、缺乏丰富性与人性深度的人物塑造;缺乏符合生活逻辑的新视角;缺乏艺术性的独特表达是当前大部分人把戏曲现代戏当做政治宣传的最主要原因。
担忧三：
在工作中把戏曲现代戏创作当做“养家糊口”、“捞成绩”的手段
主流意识形态对文艺的引导主要体现方式是通过设立各种国家级的奖项，加大奖励与资助力度，通过政治和经济的手段吸引广大文艺工作者和剧团投身于主旋律的创作，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国梦”，这本没有错。但如果在这过程中，把评奖与奖励当作艺术生产的根本动力，或者个人、剧团“谋福利”的全部，那就有问题了。
如今，政府每年会划拨出大量的资金用于现代戏的生产，这些艺术生产的任务也会分派到各个剧团。因为是创作任务，因为剧团本身生存因素的驱动，因为现代戏的创作生产由政府全额投入，能借机添置设备、养活剧团，故而其创作从一开始功利性就很强，能否获奖成为了衡量其是否成功的唯一指标。至于剧本上演前是否有过充分的论证、剧目内容与剧种是否匹配、花了多少钱、演了多少场、有多少人观看、口碑如何、是否继续打磨等等都已不再是问题。核心问题就是获奖。获奖后，主管部门有了政绩、剧团有了实惠，那就是双赢。所以，一个时期以来，在互惠互利的前提下，投资五六百万的现代戏频频上马，而其创作似乎成为了政府行为，剧团的本职工作似乎就是排演传统戏与新编历史剧。这样的创作动机直接导致了现代戏创作一切以能否获奖为最高任务，在这种“任务式创作”中，“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做”成为了新常态，直接的后果就是导致艺术生产创作不按照艺术的规律进行，剧团不能很冷静、科学地创排艺术精品，剧种的传承、发展秩序被扰乱，戏曲现代戏创作被误读。
实话说，被误读与异化的戏曲现代戏，要重新找到它的定位，发挥它的作用，的确很困难。但是，只要我们不放弃，只要我们肯正视并改进，戏曲现代戏创作的生态就一定会有改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