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平
摘 要：本文以东北女作家孙惠芬的乡土小说文本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其作品中乡村人在城乡两域的生存境遇和心路历程，揭示出他们长期以来被遮蔽下的精神困境，同时反映了作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两难抉择，力图把握当代乡土文学的时代特征。
关键词：孙惠芬 乡土小说 抉择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迅猛推进，乡土文学在各种思潮蓬勃发展、各种手法大显身手的裹挟下，发生了一些新的动向。表现为以城乡互参的独特的观察方式和话语表达形式，同时涉及当代中国城乡的社会文化现实，展开具有中国特色的乡土文学的书写。
在这些创作的身影中，东北女作家孙惠芬以二十多年来始终如一的执着姿态，成为当代乡土文学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尤其是自从长篇小说《歇马山庄》获得第三届冯牧文学奖、中篇小说《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获得第三届鲁迅文学奖，根据其小说改编的电视剧《民工》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热播，她得到了文坛极大的关注，声名鹊起，近年来佳作不断，《保姆》《歌者》《上塘书》《狗皮袖筒》《吉宽的马车》等都彰显了其创作实力。
作为一个由乡入城的侨寓作家，孙惠芬以她对乡村和城市的双重审视与体验，对乡村人的心灵进行深入开掘，以相对开阔的文化视野，创造了耐人寻味的小说世界，同时反映了作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两难抉择。
守土：寂寞乡村·梦幻城市
中国城市作为政治中心，长期以来掌握着广大的乡村世界。尤其是与乡村相比，城市标志着一种较高的文明阶段，在乡村人的眼中具有无穷的魅力，是他们心目中的天堂，吸引着许多艳羡的目光。
孙惠芬在小说中表达了乡下人在经济与文化动因下对城市的美好想象：奶奶一生都在坚持着漱口的习惯，以此把自己和乡村生活区别开来（《给我漱口盂儿》），亲戚们为进城探亲兴奋不已（《来来去去》），大姐一心想让女儿成为城里人（《在外》），公公为争取进城不惜用工资换奖状（《春天的叙述》），村里姑娘效仿着被城里人包养后有了手机的张家二姑娘（《上塘书》），乡村人对城市的向往和追求是孙惠芬乡土小说的重要内容。“凡是外面的，就是好的；凡是外面的，就是正确的，从不固守什么，似乎只有外面，才是他们心中的宗教。”①这是作为乡村人对城市以及城市所代表的现代文明的一种向往与渴望。作为贴近现实主义的作家，孙惠芬冷静地逼视农民背井离乡悲壮的生存原因，反映了乡间生活在种种挤压下的艰难处境，描绘出乡土世界的寂寞与骚动。在《十五岁的五子》《天高地远》《亲戚》《四季》《春冬之交》等多篇小说中，她都极力渲染乡村生活的贫穷艰辛、乡村日子的单调沉重，而贫穷带来的人性的卑俗和灰暗更令人窒息。于是，到城里去成了许多农民共同的心声。“他们唯一的奢望就是梦想逃离家园，逃离故乡。”②背负着希望，乡村里的青年怀着兴奋与欣喜之情逃离落后贫穷的乡村，像滚雪球一樣都进城打工去了，热闹的山庄从此寂寥、空荡、毫无生机，中秋节在新时期的山庄已经没有了节日气氛，过年也越来越不讲究。家庭链的断裂带来的首先是人的正常欲望被压抑，男人们的离去给留守在村里的女人们造成了心灵的空白，留在家里的女人体味着孤独而又顽强生存，《歇马山庄的两个男人》中鞠广大的老婆和举胜子家的、《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中的潘桃和李平、《一树槐香》里的女人们以及《吉宽的马车》中的嫂子们都面临着在漫长的岁月中独守空房的精神危机。《吉宽的马车》中大多数青壮年都外出做民工，被村里的姑娘们瞧不上的懒汉吉宽就成为留守的嫂子们的宠儿。她们争着雇吉宽的马车，不厌其烦地在车上挑逗他，只是为了以此意淫来填补内心的空虚和焦渴。当然这种寂寞不仅是身体上的，更重要的是心灵上的。不习惯乡村生活的单调和平板，开始对土地产生陌生感和孤独感，家庭关系涣散了，农村的社会秩序也随之受到冲击。乡土社会被整体放逐，成为飘零的寂寞孤岛。
进城：诗意乡村·罪恶城市
尽管进城是农民的光荣与梦想，当孙惠芬将创作视点由自己曾经生活过的歇马山庄跟随农民工转移到城市时，我们才发现，农民工进城的道路，“绝不是铺满鲜花的康庄大道，而是一条沾满了污秽和血的崎岖小路。”③这些城市的追梦者在梦的天堂无一拥有美满的结果，进入城市的农民基本上被固定在城市的底层，他们主要活动于城市的边缘，集中于工地、大菜市、发廊、录像厅、车站、低级酒馆等处所，他们在城里从事着各种各样辛苦廉价的劳动，生活待遇也很差，“虽然米饭常常夹生，虽然大白菜大酸菜清汤寡水，但胃需要它们”，并且“工地上严格规定，每顿饭每人只能盛饭一次”。与吃饭相对应的是住宿，“楼壳没建立起来之前，他们住在建筑区外面的工棚里，就是几辆旧客车的车体。因为车体太薄，经不住日晒，棚子里晚上热得无法睡，加上臭脚汗招来蚊虫，工棚简直就是厕所一样的味道”④，在冬天，“工棚里太冷了，工头又不让烧炉，大伙手脚麻木得睡莲不着……”⑤面对极其恶劣的生存条件，农民工选择的是忍受，然而城市依然把他们视为闯入的他者，冷酷地拒绝、驱逐乃至挤压、吞噬。鞠福生因为没有暂住证而被扣押，罚了款不说，还被迫挖了三天的下水道；流浪在街头的吉宽被抓进了监狱遭受毒打；鞠广大因为在挤公交车的时候用力过猛挤到了别人，而被司机和乘客痛打了一顿，行李也被扔到了车外……虽然身在城市，他们却渐渐成为被城市妖魔化了的精神流浪者。
在这些进城者当中，乡村女性为进城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天河洗浴》中的吉美、《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中的李平、《歇马山庄》里的小青，她们不惜以年轻的肉体来换取留在城市里的可能性，宁愿抛舍家乡宁静的生活而甘愿在城市里过着屈辱的日子，黑牡丹甚至牺牲自己与女儿的肉身和爱情来立足城市，但现实给她们的却是惨痛的失败和梦的破灭。
在作家对城市匆匆的一瞥中，城市没有呈现其洁净、文明的面孔，相反留下的是肮脏、黑暗的背影。路灯是“经幡”（《吉宽的马车》），城市是“一个漩涡，一眼深井”（《灰色空间》），是“一座看不到方向的森林”（《吉宽的马车》），是“鬼城”（《伤痛城市》）。同时，城市里还有着像“鸡山”“穷鬼大乐园”这样的异样空间，成为一道畸变的风景，城市成了一个罪恶的渊薮，这些城市表征毫不掩饰地表达了作家对城市的情感厌恶和道德批判。
在体验了被城市拒绝的苦涩滋味之后，农民工发现自己所向往的美丽城市居然如此冷酷与傲慢。他们感到茫然，深深的失落感使他们迫切寻求自己的精神家园，于是乡愁泛起，蓦然回首，记忆中的乡村变得遥远而美好，展露出田园牧歌的一面，笼罩在他们的乡村梦影里的是一幅幅和谐温馨的图画，对乡村的诗意想象是最好的灵丹妙药，慰藉着他们失意的心灵。乡村不可避免要成为他们对照城市经验而建构出来的想象物—— 一个充满诗意的精神家园。因为回忆中的乡村，不过是一组远离了现实意义的文化符号，身居城市的乡村人本能地以乡村的美丽、静穆来对抗城市的堕落、混沌，抗拒着日益膨胀的物欲追求和道德价值、人性情感的沦丧。
小说中主人公的心路历程正是作家本人主观情绪的投射，正如孙惠芬自己所说：“当我的身体离乡村世界越来越远，心灵反而离乡村世界越来越近了。我身体远离的乡村是一个真实的乡村，有着漫长的春天、寂寞的山野，有着艰辛和劳累，而我心灵亲近的乡村是一个虚化的乡村，漫长和寂寞恰恰能够寄托我的怀想，艰辛和劳累也不再可感可知了……”⑥
返乡：伤痛故土·伤痛城市
乡村人攻城的路充满着挫败、伤痛、迷失，城外的人经历了重重磨难千难万险地进了城，然而太多的挫折和精神上的创伤，使他们对城市产生了无法弥合的心理距离，尽管身在城市却无法完全融入其中，在精神上无法认同城市的意识形态，于是回乡成了乡村人一致的内心冲动。然而他们进城的方式大致相同，回乡的道路却迥然。孙惠芬没有写过明亮的返乡人。《歇马山庄》里潘秀英的女婿去俄罗斯务工，回来的路上遭了抢劫，钱没赚到，命也丢了；宁木匠的儿子宁玉刚在外干劳务，被一帮劫匪从火车上扔了出来，死在荒郊野外；更多的人吃尽苦头，赚回来的钱少而又少，只够过紧巴巴的日子。
另外，他们回到梦寐以求的乡村，由于各种原因，在城里时将乡土视为家园的归属感并没有出现，乡村并不是一片理想中的桃花源，依旧封闭保守、野蛮愚昧，充满着种种历史顽症。家乡让他们失望，乡村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影响下悄悄地发生着变化，又给予他们沉重的打击。《还乡》中“我”的叔叔受家乡的公司聘请，因自尊心受创辞职以后，他的行为招致亲人的不满，他们看到的是原本光明的前程又变得灰暗。《天河洗浴》中乡亲们不在乎漂亮的吉美是否被老板包养，只看到她赚到了更多的钱，而母亲甚至鼓励女儿用身体换来高额的回报，可是一旦她们带不回任何利益，回到故土，亲人们又认为她们有辱门风而报以冷眼。这样的伦理悖谬，使很多归来者感到困惑和痛苦。
同时，经历过城市生活的乡村人自己也发生了变化，不再等同于以前的自己。在《吉宽的马车》中，希望一辈子待在鄉村的吉宽曾是一个快乐的马夫，然而，在城市里学会喝咖啡、蹦迪、看家装书的他，回到乡村，却发现自己再也回不到曾经拥有的快乐的马车夫的生活，再也无法达到与乡村高度契合的心灵状态了。《歇马山庄》中，已从城市回乡做了医生，并和村长结了婚的小青，最终还是忍受不住乡村生活的孤寂、荒芜，于是又一次选择离开。可见，远离了城市，乡村也不过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精神乐土，终非理想的安居之所。回到乡村让他们也如同在城市有所不适，乡村的恬静淳朴在城市的影响下渐渐消逝，让想回归的乡村人失却了理想的家园。
“纯粹的迷恋故土，并不能产生文学史意义上的乡土文学。因为一处乡土就是相对独立的一个封闭性环境。在封闭的环境下，人们习惯于一种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没有气压的变化就不会有风雨和激流，就不会有现代意义的文学。”⑦二十多年来，孙惠芬的身体与灵魂奔波于城乡两地之间，在传统与现代的夹缝中，不安地言说着进退失据、无家可归的生存困境与无尽的悲凉：“向往外面的世界，可是当我真正走出来，却又觉得这个世界不属于我，我跟这个世界无法沟通”“我迷失了家园，我不知还该向何处去，城市不能使我舒展，乡村不能使我停留，我找不到宁静，没有宁静”。⑧
正如是生存还是毁灭，无法轻易做出解答一样，如果囿于孙惠芬小说中城市和乡村的二元对立的审美意义，并武断地认为乡村是漂泊者的精神家园无疑过于狭隘了。她的复杂之处在于她的徘徊，在于她对传统文化的迷恋与反思，对现代文明的拒斥与认同，她在困惑并焦虑着，农民的出路不在农村；家园不在城市，城市乡村之间，还有什么路可寻呢？作品中，主人公吉宽认为：“是不是不管城市人还是乡下人，都有自己永远追不到的彼岸呢？”“是不是这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彼岸呢？或者说彼岸根本不是在一个什么地方，而只是一个、一个类似梦那样的东西呢？”⑨孙惠芬自己也深有同感：“在精神上，人类永远有困境。”⑩这种关于人类生存问题永久的追寻，警醒了人们对流离的异乡人予以更多的关注与思考，正是孙惠芬乡土小说的存在意义与文化学价值。
孙惠芬：《青堆子》，载《城乡之间》，昆仑出版社2004年版，第28页。
丁帆：《中国乡土小说史论》，江苏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30页。
丁帆：《“城市异乡者”的梦想与现实》，《文学评论》2005年第4期。
孙惠芬：《民工》，作家出版社2005年版，第217—218页。
孙惠芬：《狗皮袖筒》，载《民工》，作家出版社2005年版，第149页。
孙惠芬：《现实与心理，城市与乡村》，载《城乡之间》，昆仑出版社2004年版，第63页。
刘玉凯：《论五四乡土小说的性质问题》，《河北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
孙惠芬：《街与道的宗教》，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33页。
孙惠芬：《吉宽的马车》，作家出版社2007年版，第328页。
孙惠芬：《在迷失中诞生》，《当代作家评论》2000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