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初期后,世界政治格局呈现出怎样的发展趋势,面对这...
摘 要：20世纪90年代云南诗歌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一方面，之前盛行的“民族风情”与“边地特色”书写逐渐从国内诗坛淡出；另一方面，云南部分先锋诗人在诗歌潮流中形成与全国诗人对话的格局。与此同时，新生力量不断展开创作路径的多维探索，云南诗歌走出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单一局面，开始形成多元并存的局面。
关键词：云南诗歌 发展态势 多元并存
20世纪90年代正值个体自觉、文化自由之时，中国文坛的写作霸权和话语垄断逐渐被击碎。80年代中后期文艺界对个性的呼唤以及对个体文化的呐喊，进入90年代中期已经成为水到渠成的事实。“五四”时代所倡导的文学的人本主义、平民思想、民间立场，得到大部分作家尤其是青年作家的认同。90年代的中国文坛开放、包容，各种流派、方法及形形色色的创作形式、特色都闪烁登场，成为文学的现实存在。
在中国文学创作自由的大背景下，云南诗歌延续着过去的写作传统，并开始了对自身的超越。随着时代氛围、文化背景与具体作家审美意识的变化，曾经盛极一时的“民族特色与地域风景”在云南不同作家的心灵及作品中留下了深浅不一的印痕，有的作家对之执着追求；有的作家受周围气氛影响而不由自主地认同；有的作家由于生活环境和创作客体本身的基础，不自觉地在心灵上烙下了它的印痕；有的作家则受更大创作环境的影响，开始对它采取反思、批判的态度，其写作超越了民族和地域的限制。
一、“民族风情”与“边地特色”写作在国内诗坛淡出
90年代云南诗歌发展态势最突出的变化是，曾经在五六十年代为云南文学带来辉煌的“民族风情”与“边地特色”书写，虽然还有不少作家在继续，但其影响在国内诗坛却逐渐淡出。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很复杂。从外在因素看，首先是社会生活环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以及电视网络等新型媒体，将现代文明、主流文化带进原本相对封闭的少数民族聚集区，悄无声息地改变着各民族的生活与思维方式，各民族的原有个性逐渐淡化，同一性越来越鲜明。其次，读图时代复制技术的发展，给云南边地独特地域景观、人文景观的传播带来便利，在现代媒体的迅速传播中，云南渐渐失去先前给人带来的新奇感，加之商业旅游全面兴起，人们更醉心于身临其境的体验。这一切，使文学中描写的地域与人文景观显得愈加黯然失色。
从内在因素看，其一，由于生活环境和文化教育的影响，民族作家创作主体自身的民族意识淡薄；有的作者虽然民族意识强烈，也有一定的生活积累，但文化视野不够宽广，缺少对所处民族地域文化进行观照的参照系统，难以写出真正意义上的“民族特色”。其二，80年代中后期云南批评界在总结经验时，过于强调“民族风情”和“地域特色”，淡化了作家的个性特色，愈加强化了云南文学界的心理定势，使部分作家把心思过多放到题材选择上，而忽视了艺术的探索。其三，此类写作在艺术手法方面，呈现出风格简化的趋势。即用来反映“民族风情”与“地域特色”的，一方面是某些表达的“小手段”，另一方面是某些经典作品在历史中形成的公式化表述，更有甚者充满陈词滥调。因此，少有作品试图通过超越传统的固化语言来表达灾难、恐惧、悲悯；少有诗人通过“表达的扭曲”“陌生化”处理来获得直接性，而是通过看似诚挚、朴素的“悲痛”“感动”使读者产生廉价的“集体共鸣”。
综合而言，时代变化、作家主体、创作倾向、批评引导等因素共同作用，致使“民族风情”与“边地特色”书写失去读者，成为备受冷落的孤芳自赏。
二、云南先锋诗人形成与全国诗人对话的格局
随着中国社会多元化格局的逐渐成形，90年代诗歌写作的外部环境日益宽松，诗歌写作内部面貌发生重大变化和“转型”，各种风格、趣味共时相存，此种态势在云南诗坛也呈现出定型、强化之势。
这一时期，从诗歌文本、诗艺探索，以及云南诗人参与中国当代诗歌、诗学论争的情况来看，云南先锋诗人逐渐形成了与全国诗人对话的格局。在参与诗学论争方面，最突出的是世纪之交的盘峰论争。从对国内诗学建设及诗歌写作格局所产生的实质性影响来看，世纪之交的“盘峰论争”无疑是最值得重视的。论争中，持“知识分子写作”立场的诗人与诗评家，强调书面语之于诗歌写作的合理性，强调技艺的重要性，追求诗歌内容的超越性和文化含量；云南诗人于坚被称为“民间写作”立场主将，此立场的诗人和诗评家强调口语之重要、诗歌的活力和原创性，注重题材、内容的日常性和当下性。从严肃的学理层面来看，“盘峰论争”双方所涉及的关键性诗学主张并不具备严格的诗学意味，更多是对两派诗人不同社会身份与文化身份的一种“命名”，并无多大的诗学建设意义，但“盘峰诗会”结束后，被指认的双方开始在《北京文学》《大家》《山花》《诗探索》等极具影响的期刊上发表了一系列诗学批评文章，展开理论争鸣，引起了诗歌圈内外人士的广泛关注，并激发、促使许多未直接卷入“盘峰论争”的批评家和诗人对论争涉及的诗学命题进行更为学理化的理论思考并撰文阐述，“间接”参与到这场论争中。因此，确如诗歌评论家谭五昌所论，“盘峰论争”客观上将中国当代诗歌的诗学建设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在论争中，云南先锋诗人不再以“边地”之态仰望中原，而是直接进入中国当代文学的思潮变化中。就创作而言，于坚、海男、李森等人的诗歌不仅对云南更年轻的诗人有极大影响，也对省外的广大青年有广泛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尤其认为于坚“不仅属于云南，更是属于中国”的。
三、云南诗歌新生力量展开创作路径的多维探索
“盘峰论争”在客观上也加速了当代诗歌写作的多元化。由于论争双方形成“分庭抗礼”之势，而这两种诗歌写作形态在理论主张上表现出排他性，激发了更多诗人通过自觉的理论思考和写作实践，在“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立场”紧张对峙所留下的开阔艺术创造空间里另辟蹊径，从而建构起有益于诗歌写作全面進步的多元化格局。“中间代”诗歌运动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兴起的，对于“中间代”的命名与相关运动，诗界颇有争议。此概念虽然只能看作是对60年代出生的“第三代”之外诗人的一种随意性“集体命名”，但其更具价值的地方在于，发起者安琪与黄礼孩合编的《大陆中间代诗人诗选》集中展示了一批诗人的诗歌实力，云南诗人雷平阳、贾薇等亦在其列。
与此同时，云南诗坛的另一个重要现象是新生代诗人群的出现。他们是年轻、锐意而极有希望的一代，大多出生于70年代。其写作立场不仅有别于晓雪、张长及汤世杰、米思及等人，就是和于坚、海男、雷平阳等人相比也大不一样。他们抒写的是心灵过程的个人体验，关注的是个体自我意识的终极意义，倾向于自我生命、意志、欲望、直觉、心灵的开掘。他们中的优秀者有樊忠慰、聂勒、阮殿文、唐果等。樊忠慰的诗喜欢叙写诗人内心世界的精神秘密及情感体验中快乐或痛苦的瞬间，他的诗是灵魂深处的写真，是心灵对心灵的言说。在创作方法上，樊忠慰既“挣脱了先锋诗歌艺术形式的束缚，又不时参照中国古代诗歌的意象进行艺术的整合，创造出一种内蕴深厚的行云流水的诗体形式”。聂勒的诗以抒写人间真情为主调，其审美感情的方式是诗人心灵世界对外部生活体验和感知的结果。阮殿文歌颂“大地”的系列诗篇，强调人生与家园的栖居意义，“大地”的原始含义已经消解，博大的人性之爱取而代之。云南新生代诗人虽是以个体叙述者的身份诞生，但其出现无疑是云南文坛发展的有力例证。
整体而言，90年代云南诗歌取得了丰硕成果，产生了一系列重要作品，如于坚的长诗《0档案》和诗集《对一只乌鸦的命名》《一枚穿过天空的钉子》，海男的诗集《风琴与女人》《虚构的玫瑰》《是在什么背后》，李森的长诗《春天隐喻的两种方式》《回忆春天的尝试》《撕开》《中国风车》，以及哥布的诗集《母语》、李骞的长诗《圣母》等。诗坛良好的发展态势则主要表现为：一是部分诗人相信“民族的就是世界的”，继续坚持民族与边地书写，但曾经为云南文学带来辉煌的“民族风情”与“边地特色”书写，虽然还有人在继续，但其影响在国内诗坛已逐渐淡出；二是部分诗人的写作超越了民族和地域的限制，与全国诗人同步，如于坚、海男、李森，并且风格各异，这部分诗人在诗歌潮流中形成了与全国诗人对话的格局；三是新生力量展开创作路径的多维探索，云南诗歌创作走出六七十年代的单一局面，开始形成多元并存的局面。
参照洪子诚、刘登翰：《中国当代新诗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98页。
谭五昌：《1999—2002中国新诗状况述评》，《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
宋家宏：《二十世纪云南文学思考（上）——下半叶的三代作家》，《玉溪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1期。
李骞：《如椽大笔彩云南——改革开放背景下的云南文学描述》，《边疆文学·云南文艺评论》2009年，第1期。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4年度云南师范大学博士科研启动项目“全球化背景下云南当代汉语新诗的审美特性及其困境与出路”成果；2015年度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重点项目“多元文化汇融中的当代云南少数民族汉语诗歌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15Z058
作 者：朱彩梅，文学博士，云南师范大学文學院讲师、西南联大新诗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 辑：赵红玉 E-mail：zhaohongyu69@126.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