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命运中的“文革”表达

电影文学 / 2017年08月01日 14:37
[摘要]在峨影厂出品的一系列反思“文革”题材的电影里,《被爱情遗忘的角落》是一部代表作。这部影片叙事角度新颖,它讲述了中国农村一普通家庭中三个妇女在土改、“文革”、三中全会这几个不同时代的不同命运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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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峨影厂出品的一系列反思“文革”题材的电影里,《被爱情遗忘的角落》是一部代表作。这部影片叙事角度新颖,它讲述了中国农村一普通家庭中三个妇女在土改、“文革”、三中全会这几个不同时代的不同命运遭遇,展现了农村女性主体意识在不同社会环境下曲折发展的过程,并结合“文革”前后的几个重要历史时期,从侧面对“文革”进行了深入和有力的批判。对这部影片进行分析和研究,对峨影厂电影研究和中国的“文革”题材电影研究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关键词] “文革”;电影;女性主体意识;峨影厂

课题项目:本文系四川师范大学校级项目“战斗的现实主义——峨影文革题材电影研究”(项目编号:10YTYB08)。

《被爱情遗忘的角落》是峨影厂“文革”题材电影中的一部佳作。它改编自作家张弦于1980年发表的同名短篇小说,小说讲述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政策下,中国农村中一个家庭的三个女性的爱情遭遇。据此改编的电影于1981年于峨眉电影制片厂出品,导演是张其和李亚林在小说的基础上对剧本进行了改编。影片以荒妹这个人物贯穿全剧,采用了大量的回忆、倒叙、闪回等艺术手法,把人物外在动作和丰富内心世界紧密结合在一起形成叙事线索,把新中国土改以来一直到三中全会这三十年来的历史下人物命运的变化,讲述了以菱花、存妮、荒妹的不同命运,表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女性主义意识发展的曲折历程。在她们的故事背后,是对历史的沉重反思和对“文革”深刻批判。

一、 “文革”前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

西蒙娜·德·波伏娃在她的著作《第二性》指出,“女人并不是生就得”,而是由于长期遭受了男权社会中建立起来的传统封建道德和法规的压抑和舒服,其独立性被遮蔽。女性以男性为参照物,日益沦落为次于男性的“第二性”[1]。由此,女性的主体意识,是女性作为主体,能认识到自己在客观世界中所处的地位、价值和责任,并能自主参与到改造社会中,肯定和实现自己的价值。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表现在:女性能在不依赖于外在力量的情形下,自由地支配自身的一切活动,并能超越自身,超越传统,勇于承担社会所赋予的使命和责任,并在不断的追求中获得自己的独立的精神和个性。[2]

菱花的爱情故事在影片中占据的戏份并不多,但是她的命运却让人感到欷歔不已。菱花年轻时,爱上了贫穷的沈山旺,在同村姑娘们的嬉笑中,她大胆接受并穿上了沈山旺送给她的红毛衣,并私自定下终身。这对她父母一辈来说,是无论如何也无法接受的。“你个不要脸的丫头,尽敢自己找婆家,看我不打死你。”面对父母的打骂,菱花毫不犹豫地进行了反抗“我就是要自己找”。在这个被封建思想包围的小山村里,菱花的反抗声显得尤为响亮,她喊出了对女性受压迫命运的不甘心,她要以自己的行动反抗封建社会中的买卖婚姻。菱花对自由恋爱的追求,代表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妇女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

在这两段零星的回忆里,故事背景传达给观众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 大街上贴满的各种激动人心的条幅明确表示出当时的时代背景——土地改革。喜庆激昂的音乐使人们心里充满了对未来的向往,婚姻自由的新思想如同春风一样吹进了菱花这个年轻姑娘的心,使她有勇气去争取作为女性的正当权益,副区长对菱花父母说“自由恋爱是受《婚姻法》保护的”,这让菱花封建的父母哑口无言。作为农村女性,菱花的女性自主意识地觉醒,和这个时代背景密不可分。新中国成立以来,新的农村经济政策,反封建的新思想,给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提供了最基本的保障。

二、“文革”中女性主体意识的自我贬抑与毁灭

存妮的故事只能通过回忆来表示,在影片的现实空间里,她已经过世,墓碑上的死亡时间是1974年,正是中国的十年动乱时期。存妮是一个丰满漂亮、热情善良的姑娘。由于家境的贫困,她过早地挑起了生活的重担,在生产队干活的过程中,她和同村的男青年小豹子出于原始本能的吸引产生了爱情,继而发生了越轨行为。 然后,这种越轨行为是无法被村里人接受的,村民的嘲笑和鄙视,父母的责骂,妹妹的哭骂,这一切都成了存妮生命中无法承受之重,最终她投河自杀,小豹子以“强奸致死”罪被投入监狱。

造成悲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各种政治运动停止了新中国经济发展的步伐,错误的农村经济政策导致人们生活极度贫困。村里的人每天在山上辛苦劳作,只图能解决温饱。年轻人娱乐的工具只有一副烂得快散架的扑克牌,小豹子认为,认字只要认得“男女”,不走错厕所就行。物质的匮乏造成了精神上的贫乏,存妮和小豹子互相吸引,但是却不知道爱情是什么,更不知道怎么争取自己的爱情,因此转入私下越轨,使恋情产生了畸变。

其次,“文革”中紧张的政治气氛让人们变得保守封闭,思想的禁锢使封建思想卷土重来。 存妮死于1974年,正是“文革”时期。村里的人经历了各种政治变革,变得人人自危,精神麻木,在这种情况下。对于靠山庄的村民来说,“捉奸”成了他们无聊生活中的一个被无限放大的话题,也成了他们发泄对生活不满的渠道,因此他们面对同村的存妮不会有任何的理解和同情,取而代之的是变本加厉的嘲讽。

此外,“文革”思维成为悲剧的背后推手。在这个悲剧事件中 ,靠山庄的党委书记许长斌是一个决定性的人物。他带人抓住了存妮和小豹子,并以维护村里风气的名义,大张旗鼓地对他们进行了羞辱,逼死了存妮。随后,又搬出法律的名义,自动给小豹子扣上了强奸罪,把小豹子投入监狱。在满口道德的同时,他又操办起买卖婚姻,葬送了英娣的幸福,并且,他自己并不认为这是一种违法行为。许长斌这样的乡村干部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人物形象,机械地接受“左倾”思想,以维护党和集体的利益为借口,却利用权力建立了一个以他为首的封建权力系统。这种愚昧无知,野蛮暴力的行为,正是“文革”时代的典型特征。

在这样的时代中,爱情之花无处盛开,存妮为爱情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个人成了时代最大的牺牲品。存妮的悲剧,表现了女性主体意识在这个特殊历史时期,缺乏生存的土壤,无法得以实现。

在这场浩劫中,菱花同样无法避免。结婚后菱花把对生活的希望寄托于身强力壮的丈夫沈山旺,但是很快到来的政治运动毁灭了她的希望。沈山旺被撤职,退党,他的腿在保护柑橘树时被砸断。家里极度贫困,为了偿还家庭的债务,菱花试图以“十六套衣服和五百元钱”的价格,把二女儿荒妹嫁出去。直到荒妹喊出“你要把女儿当东西卖”时,菱花的灵魂才受到震撼,才想起自己曾经如此激烈地反对父母的包办婚姻,而自己却要卖出自己的女儿。她感到非常痛苦,可生活的艰辛和政治上的反复所带来的痛苦回忆让她早已失去了年轻时的坚定与执著,最终她拒绝面对自己的内心,甚至对自己以前对爱情的坚持产生了怀疑,连连发出了“报应”这样感叹。

年轻时期的菱花,是新中国妇女争取自由的代表人物,“文革”却造成社会经济和精神的严重倒退,封建思想和强权政治卷土重来精神上彻底压垮和扭曲了菱花,使她变成了封建习俗的捍卫者。在“文革”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对于个人来说,不管是在经济上还是在精神上,打击都是致命的。女性主体意识的发展失去了生存的土壤,最终只能是被毁灭和自我贬抑。

三、“文革”后女性主体意识的回归

荒妹是沈家二女儿,成长于“文革”期间的荒妹在经历了经济的匮乏,政治的多变以及姐姐存妮的死亡之后,心理被极度扭曲,曾经活泼的她变得极度敏感和自闭,并拒绝和男人说话交往。荒妹小时候的伙伴荣树从部队复员回乡,见多识广的荣树打动了荒妹的心 ,但荒妹对此感到惊恐并刻意回避荣树。

荒妹对荣树态度的改变,是伴随着国家新政策在靠山庄的影响而逐渐改变的。荣树鼓励社员上街自由买卖,提倡搞个体经济,并要求荒妹解放思想。面对二叔许长斌的责备,荣树站在了对立面,“听你的,还是听党的?”荣树不断向荒妹传达新的信息“国家推行四个现代化的政策”,“中央有文件,要农民尽快富起来,什么都要讲究实事求是。”在县里学习了“三中全会”精神,见过世面的荣树看到了靠山庄的问题“穷,落后,没文化”“一辈子过穷日子,就什么也谈不上”;问题的根源直指“文革”“这十来年折腾来折腾去,越折腾越愚蠢,越折腾越封建。”存妮的死,是因为“不懂得爱情,也不懂得正常爱情。”荣树的话给荒妹带来了新的希望,使她从自我封闭中觉醒。

粉碎“四人帮”以后,全国的经济形势和政治形势开始好转,新的思想吹进了这个被爱情遗忘的角落,也吹进了荒妹那颗荒芜的内心。她逐渐变得积极,她也开始正视心中的爱情,反抗封建买卖婚姻,重新找回女性的尊严。影片中出现的融冰的小河,灿烂的山花,树上嬉闹的小鸟,无不表现出荒妹在三中全会春风的沐浴下,那颗被融化的心,对爱情和生活的向往。

到影片结尾处,影片刻意强调了政治因素。为了偿还家里债务,她屈从母亲,答应去镇上相亲。在相亲途中遇到了落实政策的沈山旺,荒妹才彻底摆脱了封建的买卖婚姻。 至此影片的政治寓意十分明显: 女性命运的改变必须依赖于强大的国家力量。三中全会的政策给人们带来了新的希望,给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发展提供了保障,也使作为农村女性的荒妹真正有能力和勇气去打破封建思想,追求自己的幸福。

四、结 语

1977年,峨影厂率先拍摄出了以批判为主的“文革”题材电影《十月的风云》,在电影界吹响了拨乱反正的号角,在随后几年,峨影厂的电影创作多集中于对“文革”的反思和批判。这批影片以其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对“文革”进行尖锐的批判和深刻控诉,为峨影厂赢得了“战斗的现实主义”这一称号。 “关注我们的现实生活和时代,关心大多数普通人生活中的情趣,欢乐和痛苦,反映我们老百姓更加熟悉的生活形态和更加关心的社会发展,正是我们所长。”[3](李康生语)影片延续了峨影厂电影创作一贯坚持的现实主义的创作特点。正如导演阐述中写道:“遵循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深刻地挖掘人物心灵的涟漪,真实地展示生活自然的美。不去说主题、唱主题或直奔主题,而强调生活,自然,真实,含蓄,深沉,耐人寻味。”[4]

影片通过人物形象的塑造,农村实景的拍摄,生活化的农村语言,真实地展现出了农村的生活,创造出了生动的人物形象和曲折动人的故事情节。同时,影片以独特的视角,细腻的手法表现了菱花母女三人不同的命运,展现了新中国农村妇女对命运的抗争和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但是,这种觉醒并非依靠个人努力就可成功,事实上,尽管生活在封闭贫穷的农村,菱花母女都对生活和爱情充满了向往,但是,个体的发展还需相应的社会环境作为支撑。影片强调了环境对人的影响,并以土改、“文革”、三中全会这几个新中国重要的历史时期为背景,构建母女三人的命运悲剧。“文革”所带来的巨大经济破坏和强大的政治压力,封建思想卷土重来,社会发展停滞不前甚至倒退,使人们变得愚昧、脆弱,失去自我。影片通过对三个农村女性命运的前后对比,实现了对“文革”的强烈批判。作为一部“文革”题材电影,《被爱情遗忘的角落》无论是从电影本体的艺术化创作,还是其政治寓意的表达,都称得上是一部佳作。

[参考文献]

[1] 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309.

[2] 王晓丹.中国近代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及发展[J].曲靖师范学院学报,2001(03).

[3] 李康生.李康生电影文集[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10:114.

[4] 张其,李亚林.求真归朴——《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导演札记[J].电影艺术,1982(05).

[作者简介] 钟平丹(1982— ),女,四川内江人,艺术学硕士,四川师范大学电影电视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电影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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