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英有过几次婚姻 黄宗英近况
秋石
2002年12月上旬，继一年前鲁迅之子周海婴先生在其南海出版社出版的《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文尾，特设的仅有800字的《再说几句》一章，将其听说来的所谓在1957年毛泽东“依照惯例请几位老乡聊聊，据说有周谷城等人”的场合下，对所谓的“也是湖南老友”的罗稷南先生说过会将“假如活着的鲁迅”关入新中国牢房的“秘密对话”之后，著名电影演员黄宗英以其历史现场者的身份，于北京的《炎黄春秋》杂志、上海的《文汇读书周报》和广州的《南方周末》上，同步高调推出了《我亲聆毛泽东与罗稷南对话》的“亲聆”文章，由此引发了强烈的社会震荡，迄今余波不断。
历史上究竟存不存在“毛罗对话”？ 如若存在，毛泽东又是如何表达的呢？
黄宗英撰写并发表此文时，还有没有其他历史现场亲历者健在于世？
黄宗英为什么不愿意与健在于世，包括当年一手扶掖她走红大上海十里洋场影坛的导师、著名电影导演陈鲤庭（于爱徒抛出“毛罗对话”11年后的2013年去世，享年103岁）、一度被她亲昵地呼之为大姐的著名影剧编剧王元美（于小妹抛出“毛罗对话”10年后的2012年去世，享年98岁）在内的其他九位历史现场亲历者，作一丝半点的互动与印证，而非要将他们纳入“不在人世”行列，同时又授权让并非在场的不相干人士为自已的“亲聆” 行“放手删改、调整” ？
黄宗英的这个“亲聆”内容，究竟有多少是符合真实历史现场内容与气氛的？
她“亲聆”的那个令人莫名惊恐的“使得肚里的娃娃儿险些蹦出来”的“毛罗对话”，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她言之凿凿指认的那个“右下角一”，真的是罗稷南吗？她所坐的位置，真的能够听到毛泽东与罗稷南之间的对话吗？
当毛泽东主席来到黄宗英赵丹夫妇所坐的那个小团桌时，真的如黄宗英所说的那样：“我们让开了毛主席身边的显赫位置”吗？
黄宗英为什么要向广大读者刻意隐瞒毛泽东和她们之间“非常关心每个人的工作和生活”的谈话内容？
在毛泽东接见后次日的家庭私密环境中，黄宗英又是怎样和她的丈夫阿丹回味毛泽东与他们之间的对话内容，及相互勉励的？
当年，究竟存在不存在：因为听了令她惊恐交加的“毛罗对话”，她去“请了三四天保胎假”的这个事？
真的如同黄宗英文中所说的那样：1957年的赵丹始终处于一种风雨飘摇的右派边缘的处境中？可又为什么赵丹能够在反右斗爭甫一结束，便如愿以偿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呢？
……
自黄宗英“亲聆”的这个“毛罗对话”问世十多年来，据不完全统计，各类媒体发表了数以十万计的呼应与言说不一的争鸣文章，另有近百部拿着各级各类课题经费作支撑的论述“毛罗对话”的专著或结集文本问世。多年来，人们一直期待着：有哪一位作者能够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则，迈开双腿走到历史现场中去，去作一些必要的调查考证，向实践讨要接近历史真相的答案？
距黄宗英女士于京、沪、穗三地发表《我亲聆毛泽东与罗稷南对话》一个半月后，笔者自2003年1月22日乘坐1461次普速列车，从邻近江苏小城昆山进入“毛罗对话”源发地上海，寻找出席1957年7月7日夜晚上海中苏友好大厦咖啡厅毛泽东主席唱主角的团桌座谈会仍健在于世的其他历史现场亲历者。依照1957年7月10日上海《解放日报》头版刊登的与会36位各界人士名单，先后78次，进行了长达14年之久持续不懈的源头寻踪调查考证，获得了大量有益的史料史实，从而为这个众说纷纭引发社会震荡的“毛罗对话”， 在一定程度上还了历史本原。
△ 我永远忘不了当时“对话”给我的震颤，提起这件事，我血液循环也要失常。
△ 1957年7月7日，忽传毛主席晚上要见我们。“反右”已风起云涌，我忐忑不安想请假不出席，怕的是会被点名发言。阿丹说：“宗英你怎么啦，虚汗淋淋的。”当时我预产期将到，我答：“孕妇可能特别敏感，我害怕……”
△ “鲁迅么——”毛主席不过微微动了动身子，爽朗地答道：“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呀，不发脾气的脾气，真仿佛巨雷就在眼前炸裂。我懵懂中瞥见罗稷南和赵丹对了对默契的眼神，他俩倒坦然理解了，我却吓得肚里娃娃儿险些蹦出来……
△那天晚上回家，我疲惫得几乎晕厥，只觉得腹中胎儿在伸胳膊踢腿，我担心已惊动了胎气。作为母亲，我怕自己的精神负担影响到即将出世的宝宝。我请假休息了三四天，剧团里还等着我们（所有党员和积极分子）“洗手洗澡，轻装上阵”哩。报上大标题的反右社论、通讯一篇比一篇“结棍”……
△ 几十年来，几乎没跟人谈起1957年之夏，震撼心灵的一瞬间——发生于短短一分钟时间里的“毛罗对话”。
△此刻已是“毛罗对话”的四十五年之后，是7月4日的丑时。窗外接连雨声暴雷向我奔来。
△ 光的闪裂。雷的撞击。一切似乎被吞噬了。
以上文字引自黄宗英：《我亲聆毛泽东与罗稷南对话》，见2002年12月6日《文汇读书周报》。其文字与刊登于2002年12月5日《南方周末》上的基本一致；其中第二段文字则较后者约多出一倍。
在她的笔下，在1957年7月7日晚上上海中苏友好大厦咖啡厅那个团桌座谈会上所弥漫的，竟然是如此恐怖而且是要逼出人命的紧张氛围：似乎整个座谈会（主题）都被沉甸甸地压在令人们惊恐万分的毛泽东要将鲁迅抛将进监牢的那个“毛罗对话”上，似乎除去“反右”，毛泽东再也没有什么要同与会者们说了，连简单的互致问候也消失得一干二净……
然而，无论黄宗英女士怎么架构她所需要的带有轰动性的文字，不容置喙的历史，却向我们展开了其真实的一面。
历史定格在了1957年7月10日的这一天下午，时年32岁的黄宗英女士，因被毛泽东一番话“惊吓”而请的那个所谓三四天“保胎假”中间的一天下午，也就是所谓“毛罗对话”结束后的第三天下午，文汇报社邀请部分参加7月7日晚上与毛泽东团桌座谈的人士进行了座谈。又过去了两天，1957年7月12日出版的《文汇报》，以一个半版的篇幅展示了出席7月7日晚中苏友好大厦咖啡厅座谈会13位人士的内心感受，其中就有45年后撰写《亲聆》一文的作者黄宗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