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红色经典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构成，是张扬爱国主义、英雄主义、集体主义的教育诗；蕴涵着相当丰富的认知、教育、审美和娱乐、消遣价值，存在着相当广阔的阐释空间；红色经典的改编是建构，而不是解构，改编者的心态必须是郑重庄严的，可以有市场化的功利追求，但不能作为惟一目的，作为二度创作应该掌握好“度”，红色经典改编的美学观念和艺术原则，应遵从“信、达、雅”的总的原则。
[关键词] 红色经典；阐释空间；改编原则
红色经典是一个内涵与外延都比较模糊、存在着争议的概念，本文讨论的主要是从新中国成立到“文革”“十七年”时期创作的反映革命斗争历史的小说和戏剧作品，如《红旗谱》《红岩》《红日》《敌后武工队》《铁道游击队》《洪湖赤卫队》，等等，应该是红色经典的主要文本，也是红色经典被当下影视界改编的主要对象。
文学经典改编成影视作品是文本阐释、传播的重要途径，是纯文学文本产生通俗文学效应的主要平台，是大众文化生活中的重要内容。莎士比亚、托尔斯泰、巴尔扎克、鲁迅、茅盾、巴金的代表作品都一度、再度被改编成电影；《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也数次被搬上银幕和荧屏。这些文学价值、思想价值超越时空的名著经典成功改编后的广泛传播，滋润了一代代人的情感、提升了一代代人的灵魂、形成了一代代人的难以磨灭的文学记忆。中国当代文学中的红色经典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构成；是共产党人发动民众、团结社会各界人士反抗强权、抵御外辱、建立民主国家的精神秘史；是张扬爱国主义、英雄主义、集体主义的教育诗；是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中国人最重要的文化生活内容、最主要的精神食粮。红色经典中的代表文本至今也蕴涵着相当丰富的认知、教育、审美和娱乐、消遣价值，存在着相当广阔的阐释空间，所以才激发了当下影视界一波又一波的改编热情。
近年来，由红色经典改编的一些影视作品相继热播，引发了观众和评论界的高度关注和强烈争议，如改编电视剧《沙家浜》和《林海雪原》虽然明星云集，由于对原著意趣的伤害和人物关系的扭曲，招来骂声一片；《洪湖赤卫队》《铁道游击队》等电视剧由于改编的适“度”，则获得了观众和评论界的首肯。对红色经典该不该改编及怎样改编的相关问题。《人民日报》、“光明网”“新浪网”等媒体都发表文章或组织专家进行讨论。（《文艺研究》编辑部）陈剑澜认为：这些作品产生的背景、遵循的创作思想、实现的社会功能以及发挥影响的模式，离我们今天的生活和文学越来越远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陈福民认为：红色经典以精神方式参与了20世纪中国历史的进程，红色经典既是历史叙事，也是历史本身。任何红色经典的改编都是一次历史意识、价值取向和生活趣味的展现。（武汉大学）樊星认为：红色经典与传统文化之间存在着深厚的精神联系，红色经典的回归除了精神意义之外，还蕴涵着深长的历史意义。（中国作协）雷达认为：不少改编者把红色经典改编问题看得过于简单，看不到巨大的难度和对作家思想艺术准备的严格要求。从以上并不完全但已具备代表性的专家观点的转述可以看出：除少数专家不认同红色经典的当下影响之外，多数专家都认为红色经典的英雄主义、理想主义的价值观具有现实的精神意义和深长的历史意义，认同红色经典的改编的价值；只是多数专家认为改编者的态度、动机、价值观、美学理念、艺术准备都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偏颇或缺失。至于红色经典在哪些方面存在着重新阐释的空间，在改编（重新阐释）中应该具备怎样的美学理念和艺术原则，专家们都还没有来得及作出系统的论证和解说，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红色经典的阐释空间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动荡不安、战火弥漫，中国人为了争自由、求解放，经历了辛亥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重大的社会政治事件。新中国建立的过程，是共产党从小到大、由弱到强的浴血奋战的成长过程。由于共产党不仅代表了广大的工农大众的经济和政治诉求，也让不少知识分子、社会精英看到了民族和国家自省、自立、自强的希望。所以，依靠以工农大众为主体的人民军队，依靠社会各界精英构成的统一战线，共产党驱逐强虏、打败国民党，建立了新中国。这个过程，是中国现代历史发展的一条主线，是当代中国人了解中国现代历史的主要脉络和价值立场。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中国，纸质传媒还是最主要的传播平台，读小说是最主要的文化生活内容，许多读者正是通过阅读《红旗谱》《播火记》知道“朱老忠”是如何揭竿而起后在“贾湘农”的感召、引导下，而成为后来的“姜大牙”“李云龙”的；正是通过阅读《青春之歌》了解了“林道静”为什么会舍弃“余永泽”去接近“卢嘉川”“江华”，而最后成为“林红”的；正是通过阅读《红日》晓得全副美式装备的黄埔名将“张灵甫”怎么会败给小米加步枪的“石东根”“沈振新”的；正是通过阅读《林海雪原》而明白盘踞在深山老林里的千年悍匪“座山雕”“许大马棒”们是如何被“少剑波”带领的解放军小分队消灭掉的……正是数以千计的红色经典的小说和戏剧作品可以让读者从不同时段、不同侧面去形象、真切地认知中国革命的风貌，去感知20世纪上半叶神州大地的起起落落、分分合合、风雨沧桑。而影视作品的成功的改编演绎，可以让那些历史故事的画面更加细腻丰满、生动形象、鲜明感人。
优秀的红色经典文本，不仅可以让读者了解昨天的风云变幻，也可以点燃他们的激情，陶冶他们的灵魂，培养他们的人格操守。抵御外辱、平息祸乱、统一国家的战争年代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年代，古人修齐治平的人身追求得到了现代诠释，许多热血男儿、许多巾帼英雄，为了拯救民众、国家，为了实现英特纳雄耐尔的美好理想，而不畏艰险、洒血疆场、慷慨赴死、马革裹尸，上演了一出出惊天地、泣鬼神的人生大戏：韩英生为人杰、死做鬼雄（《洪湖赤卫队》）；江竹筠大义凛然、笑对酷刑（《红岩》）；肖飞只身买药、过关斩将（《烈火金刚》）；刘洪飞车历险、慑敌魂魄；（《铁道游击队》）……许多读者在捧读这些红色经典的精彩文本时，或静思默想、潸然泪下，或激情澎湃、热血沸腾，或颐然一笑、拍案叫绝，英雄主义、爱国主义、理想主义的种子就这样春雨润物般地萌生了、成长了。这个浮想联翩、情感滋润、灵魂净化、人格提升的接受过程，既是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教化的过程，也是美育实现的过程。红色经典影视改编作品重新建构的审美平台，在道德滑坡、人文精神苍白的当下，无疑是可以重新燃烧激情、点亮理想的美的教育的课堂。
第三，红色经典文本的战争题材、英雄情愫、冒险情节、传奇色彩等文学元素的陌生化效果足以让当下的各个年龄层次的接受者高度关注、兴奋不已，甚至心驰神往、迷恋其间，具有较强的娱乐和消遣功能，这也是当下许多影视制作人热心改编红色经典的重要原因。金庸作品、张恨水作品、二月河作品广泛传播所具备的大众文艺要求的元素，红色经典文本都程度不一地具备了，改编作品如何合理地将这些元素强化、放大，争取像金庸、张恨水、二月河作品的影视改编文本那样，去赢得千千万万的观众、去创造收视率的新高，那就看红色经典改编者的艺术修为与造化了。
红色经典的改编原则
红色经典的改编是建构，而不是解构。改编者的心态必须是郑重庄严的，可以有市场化的功利追求，但不能作为惟一目的。如雷达先生所言，必须做足功课，完成相应的艺术准备，还得具备相应的美学观念、遵从相应的艺术原则。红色经典改编的美学观念和艺术原则，借用严复先生关于翻译的“信、达、雅”三个关键词作为总的原则，试分析、说明红色经典改编作为二度创作应该掌握的“度”。
“信”就是改编者对原作及其反映的历史事件要高度尊重、充分了解，不宜信马由缰地“戏说”，甚至“胡说”，改编中情节的扩充、人物关系的调整、新的人物的补充，都不能与原作的价值观念和美学精神有根本性的对立和冲突。“信”有两层含义：一是虔信，就是要求改编者对原作要高度尊重，不宜信马由缰地“戏说”，甚至“胡说”，改编中情节的扩充、人物关系的调整、新的人物的补充，都不能与原作的价值观念和美学精神有根本性的对立和冲突；如从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连续剧《林海雪原》中的侦查英雄杨子荣“多重性格”的刻意挖掘，而编织众多庸俗的感情纠葛，完全破坏了英雄人物的主导性格和情感逻辑，也破坏了艺术真实，人物形象的性格特色距离原著太远，评论界和观众都难以接受，所以招来骂声一片；二是实信，就是要求改编者对原作表现的历史事件、时代背景要有足够的认知和充分的了解，改编者在改编中的增减详略处理都应该具备一种不与历史理性相悖的见识的自信。在此基础上，改编的影视作品的场景、服装、道具、台词都应具有相应的时代意味、历史意味、文化意味。
“达”是通达、畅达、豁达之意，孔子强调“己欲达而达人”、孟子也强调“立己立人，达己达人”，这些圣人之意用于红色经典的改编上，就是要求改编的作品首先在立意上与原作通达，其次改编作品本身的立意、结构也要通达。这样，“达”也有两层含义：首先要求改编的影视作品在立意上与原作相通、相达，要注意葆有并强化原作在中老年接受群体的审美记忆，同时也能满足青少年接受群体的审美期待；其次改编作品本身的立意、结构也要通达、畅达、豁达，不能模糊、不能阻滞、不能错位。如《红色娘子军》，从90分钟的电影改编成二三十集的电视连续剧，继续彰显、表现“今有娘子军，扛枪为人民”的天下情怀和传奇故事对各个年龄层次的观众都有吸引力，都会产生感召效应。编导从史料中去探求，发现丰富生动的历史细节，想象和创造可能的、具象的历史情境，扩充不与原著相悖的人物关系。使往昔的革命斗争场面在一种崭新的艺术平台上，以清新优美的形式再现。
“雅”指的是改编作品应该在“信”和“达”的基础上保持并争取提高原作品的文学艺术品格，也有两层含义：首先是发挥影视艺术的优长，利用蒙太奇手段，增强改编作品的形象性、可视性、感染性；其次是场景、服饰、装备、人物对白等艺术元素、艺术手段的处理和运用，都应该追求与相应的社会历史、人物身份及性格的高度契合，追求那种和谐雅致的艺术美。
“红色经典”改编的影视作品能满足人们的怀旧心理、冒险欲望、审美期待，也能进行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理想主义的教育，所以容易引起观众共鸣和主流意识形态的青睐，进而取得高票房、高收视率，其内在的原因是这些影视作品以其红色题材表现着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导向，而情感和价值取向的性质又是大众的。“红色经典”影视作品的改编者应该明白其中的奥妙，要遵从规则，把握好改编的“度”。红色经典的改编，不能一味地以市场为中心，片面强调娱乐性与卖点，改编者要有社会良知与责任意识，要有较高的文化修养，要有充足的艺术准备，要有定位准确的美学观念，并遵从相应的改编原则，才有可能创作出既卖座又叫好、思想性、艺术性俱佳的文质兼美的红色经典改编作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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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滕守尧.文化的边缘[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7.
[3] 樊星.永远的红色经典[M].北京：长江文艺出版社，2008.
[4] 潘知常.美学的边缘[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作者简介] 潘辛毅（1957— ），男，贵州遵义人，遵义师范学院教师教育学院院长，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当代文学与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