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直以来，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记忆都是现代中国人一段无法化解的悲情。“南京”所裹挟的历史记忆不仅关乎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更是与普通民众的屈辱和愤怒紧密相连。张艺谋的电影《金陵十三钗》重提了有关南京的创伤叙事，它试图以“妓女抗日”的视角呈现战争中的人性之光，这位商业片的导演，有着极为明显的艺术野心，他迫切希望得到世界主流文化的承认，然而电影中的拯救主题因其过于普世主义的表达而流于片面。
[关键词]《金陵十三钗》；创伤；电影；普世主义
※ 课题项目：本文系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青年项目“‘后九七香港电影的文化认同研究”（项目编号：13Q138）。
一直以来，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记忆都是现代中国人一段无法化解的悲情。“南京”所裹挟的历史记忆不仅关乎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更是与普通民众的屈辱和愤怒紧密相连。刻骨的创伤和梦魇般的回忆，始终侵扰“活人的头脑”，它已成为铭刻在中国人灵魂深处的无法擦抹的精神创伤，也毫无疑问地成为现代中国百年悲情的缩影。正缘于此，如何恰如其分地叙述“南京”，如何呈现这惨绝人寰的人类浩劫，便成为电影史上一个不折不扣的艺术难题，亦是意识形态交锋中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
一、“大屠杀”叙事与“妓女抗日”的视角
相信大多数人还对那部引起诸多争议的《南京！南京！》记忆犹新，陆川电影的普世主义观念所引起的情感不适至今仍然令人耿耿于怀。其实不仅仅是陆川，对有关“南京大屠杀”的电影稍作回顾便可发现，此类叙事无一例外地存在着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作为中国第一部“南京大屠杀”题材的电影，1987年的《屠城血证》（罗冠群执导）便包含着那个时代所特有的启蒙主义印记。电影中所有的“抵抗”都是为了保全杀人照片，以此作为“屠城血证”，期待着将它公布于世界，为浩劫中的死难者昭雪伸冤。现在看来，这种主体的错位极其明显。同样，1995年的《南京1937》（吴子牛执导）虽尝试以人性的观念消解简单的阶级论观念，以个人主义视角展示历史而有着许多新颖之处，但以日本女性切入历史的方式其实并不为当时的人们所认同，放映不久便湮没无闻。直到2009年，陆川的《南京！南京！》开始试图寻求艺术突破，在吴子牛的基础上改进，以忏悔的日本士兵的角度来呈现这场惨烈的浩劫。然而，“角川视角”所体现的一厢情愿的“忏悔”却引起了巨大的争议。①因此，如何讲述“南京”，如何平衡商业电影的吸引力和政治电影的接受性之间的关系，如何讲述自我的主体性和必不可少的普世主义情怀，是以影像的方式呈现“南京浩劫”的重要问题。考虑到电影题材所包含的叙事难度和巨大风险，张艺谋的《金陵十三钗》能够获得主流评论界的积极评价，也算是一次不小的成功了。
电影《金陵十三钗》由著名作家严歌苓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成。在小说版本中，作者通过叙述人书娟的个人回忆展开，穿过幽暗的历史，讲述一群妓女的人性故事。小说中，严歌苓以女性主义的笔法叙述了最卑贱的女性——秦淮河的妓女与最高贵的女性——唱诗班的女学生之间的情感的冲突，并以卑贱者的颠倒演绎了一曲人性的悲歌。经过著名作家刘恒的操刀改编，电影版的《金陵十三钗》依然保留了小说的主体情节，即网友们所戏称的“妓女抗日”的故事。这个耸动的元素所势必带来的欲望化的想象，连同“南京大屠杀”所携带的震撼影响，迅速使《金陵十三钗》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事实也证明，以秦淮河妓女的故事切入“南京大屠杀”的残酷历史，这种独特的叙事角度打开了电影丰富的艺术空间和人性维度。
二、“拯救”主题与人性光辉的展示
尽管早在电影上映之前，著名批评家朱大可先生便以“情色爱国主义”为题，指责电影借助艳丽的旗袍和妓女们扭动的腰肢为噱头，在“身体叙事的狂欢”中寻求商业片“发国难财”的方式。②但坦率来说，在这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对市侩哲学的一味批判，并期待任何电影都以拒斥商业化的态度而自说自话，显然并非切合实际的批评态度。相反，抛开影片商业化的基底，撇清妓女故事所包含的情色意味，从中发现电影的可取之处，或许才是面对电影的真正理性的姿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更多的批评家倾向于用“中规中矩”来概括这部电影。恰如人们所说，影片最大的冲突点，在于“十三钗”挺身而出，以牺牲自己为代价，保护女学生安全撤离。在此，生命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这种“替死”的做法，表现出“十三钗”对世俗偏见的抵抗。
以战争做背景，张艺谋的《金陵十三钗》在切实实践每一个个体的“救赎”。面对战争，面对大屠杀的绝境，每一个人都得到灵魂的拯救，每一个卑微而又偏执的个体，都在这场战争中得到了洗礼，人性的光辉得到绽放。电影之中，不仅仅是那群“风尘女子”，甚至每一个个体，都在危难的情势之中展现出了人性的光辉。由好莱坞影星克里斯蒂安·贝尔饰演的约翰·米勒，这位在《太阳帝国》（1987年，斯皮尔伯格导演）中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小男孩，似乎从多年前的上海来到了1937年的南京。这位贪财好色、嗜酒如命的入殓师，居然奇迹般地扮演了神父的角色，而更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当这位流浪汉穿上神父的衣服后，居然像一位真正的神父那样，开始维护生命的正义和灵魂的纯洁。于是，一个是粗鄙的美国二流子，一个是风尘的秦淮女子，他们以出人意料的方式，成全了彼此的“救赎”。
而佟大为扮演的国军军官，无疑是电影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在“只差几步就能出城”的情况下，他做出了生死攸关的抉择。在此之中，一个抵抗的中国男人给人带来的血脉喷张的力量，虽说不能消弭随后的“屠杀”给观众带来的耻辱和挫败感，但这种“抵抗”所带来的希望，至少冲淡了影片弥漫的血腥给人造成的不安。佟大为和他为数不多的残部，列队迎着子弹扫射炸飞日军坦克的一幕，不管是否出于虚构，都在抒发观众情怀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甚至是那群受到众人保护的女学生们，当她们一直所鄙视的妓女们最后成为她们的“替换者”时，这群睥睨一切的女学生们也在那一刻感受到了刻骨的“成长”和教益。除此之外，曹可凡饰演的孟先生，就像《南京！南京！》中的范伟饰演的唐先生一样，都以起初猥琐，最后悲壮的轨迹，演绎了“汉奸”终成英雄的救赎之路。而那位尚未成年的乔治，也在关键的时刻勇敢地挺身而出。这些普通人的情感变化，无一不是战争所激发出来的崇高情怀，这些都是人性光辉的展示。
三、国际视野与普世语法的“症候”
作为一位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导演，张艺谋在电影商业化的追求之外，其实有着极为明显的艺术野心。他迫切地希望得到世界主流文化的承认，这种倾向早在《英雄》中便已产生，而在《金陵十三钗》中，跻身西方主流的欲望更加强烈。从整个叙事元素来看，《金陵十三钗》可被看作一部典型的好莱坞影片，一部“非常奥斯卡”的电影。相对于小说，电影的叙事清晰地显示出目标定位。原著中的老神父被贝尔饰演的年轻的玩世不恭的“流浪汉”所代替，“这种改变带来的不仅仅是好莱坞一线男星出演的标签，不仅仅是他的到来对于这个商业奇观的标志性意义，他更为直接的作用在于为电影文本提供了一个主动的主人公，一个充满行动的人物；并且，他从玩世不恭的男人到悉心的保护者、温柔的爱人与沉默的英雄的巨大转变，承担着将情感推向高潮的重任。”另外，其他人物出场与最后情节的改变，即每一个都得到“救赎”的结局，便是典型的好莱坞叙事电影的人物发展模式。而电影本身也以“保护女学生”为宗旨，巧妙地消解了国族的、宗教的与传统的宏大叙事，从而在一种商业背景中突出了单纯的人性主题。
这确实是一部最与国际接轨的叙事题材，这里不仅仅指的是“穿着旗袍”的“异国情调”，而是更为内在的“自我西方化”的过程。从那部无数人致敬的《辛德勒的名单》，到波兰斯基的《钢琴师》，再到施林克深受欢迎的小说《朗读者》，中国作家和导演一直希望将“南京大屠杀”的故事也写进这个关于战争和人性，杀戮与情感的世界主题序列。以个人在战争中的拯救与牺牲，来反思这场战争，以人道主义的光辉和宏观悲悯的视角拉开历史的围幕。《金陵十三钗》无疑符合这种国际化的创伤叙事模式。甚至张艺谋的作品打磨得更细腻，镜像语言服从感很强。尽管这部从生产、宣传，到销售发行，都瞄准了国际市场的电影产品，有着极为精美和感人的艺术形式，但其做作的痕迹还是极为明显的。电影剧本的改编凝结着严歌苓、刘恒、周晓枫等一流团队的劳动成果，但剧本的打磨却仍欠火候。诸如人物情感的变迁稍显突兀，情感的自然流露受到限制等问题，被挑剔的网友们毫不留情地指出。如评论所诟病的主角约翰，一个贪婪的酒鬼、一个轻浮的色鬼、一个玩世不恭的无神论者，其人格的升华似乎在一刹那之间便惊人完成；而豆蔻们寻找琵琶弦一段近乎儿戏的“出逃”；学生们面对妓女们换衣服的场景时出现的如释重负的欢笑，都有着极为牵强的痕迹。另外如电影的结尾，相较于小说的结尾，少了剧情的交代，似乎不符合中国传统叙事的表达。这些叙事的瑕疵也让人怀疑张艺谋在急功近利的好莱坞路线之中，其内心对艺术和历史的忠贞程度。
影片最后结束于约翰驾驶着满载女学生的大卡车离开暮色中的南京城，这种逃离的叙事以一位白人男性的成功拯救而告终。当然，这一方面是出于电影讲述故事的需要，需要一个贯穿式的英雄人物，另一方面的确会迎合西方观众的接受习惯，由西方明星扮演的白人形象，成为最终的拯救者，这是符合西方观众的接受习惯的。然而，这样的结尾其实是对小说原意的巨大“冒犯”。在严歌苓的小说之中，玉墨作为战后的幸存者，她以毁了容的面貌出现在1945年南京审判的现场，并由她指证当年日军的南京暴行。在此，小说也以巨大的“叙事空白”已然说出了当年12位姐妹们赴宴之后凄惨的结局。这种小说与电影之间“中外有别”的修改，似乎已经说明我们如今所深陷的南京叙事的主体性窘境。就张艺谋而言，他为了成就救赎者的人性光芒，而不敢面对小说中所揭示的更为悲惨的结局，恰是为了建构其普世主义语法的完美外观，但这正是“南京大屠杀”叙事的问题所在。因此，尽管在大多数人看来，《金陵十三钗》是张艺谋在《活着》以后最好的影片，但作为一部叙述“南京大屠杀”的电影，它所承担的民族寓言和化解创伤的命定功能，依然让人疑窦丛生。正像评论者所说，我们看到各种电影叙事的视角集中在拉贝、安全区的美国人、日本士兵、假神父与真妓女身上，未来我们还可能看到魏特林的故事、福斯特的故事，却极难完全在本土视角下寻找到拯救者的形象，“书写纯正的民族神话，至少在南京不行”③，蕴涵在此的问题确实值得人们深思。
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叙述，纯正的民族主义神话早已破产，而绝对的普世主义视角却也不能说毫无问题。在“南京大屠杀”的电影书写越来越进入主流视野的今天，如何在民族性中凸显普遍性，而非使民族性消融于普遍性，这恐怕是此后的“南京”叙事亟待克服的历史窘境。对此，在《金陵十三钗》所开创的彻底的好莱坞路线之外，是否有一种更为有力的叙事形式，恐怕是以后的电影工作者亟待解决的问题。
注释：
① 徐刚：《一场未遂的历史对话——关于电影〈南京！南京！〉引发的争议》，《粤海风》，2009年第5期。
② 朱大可：《十三钗的“情色爱国主义”》，原载于《南方都市报》，2011年12月13日，参见“朱大可新浪博客”。
③ 王潇：《〈金陵十三钗〉中的性爱：商业与人性的共谋》，原载于《文学报》，2011年12月29日，参见“左岸文化网”。
[作者简介] 王亚平（1973—），女，湖北咸宁人，教育硕士，湖北科技学院教育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与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