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风格别墅装修 用自己的方式活着
[摘 要] 电影《活着》采用了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的双重叙事风格。在悲观主义的叙事下，不同的人物以死亡的形式，展示了大时代下人物的渺小与无力。 在乐观主义的叙事风格下，人间温情成为“好好活着”的动力。本文通过40年代、50年代和60年代三个时间段，以三组死的冰冷和生的温情为对照，展现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叙事风格的双重进路。悲观主义的叙事风格是明线索，乐观主义的叙事风格是暗线索，两者共同建构“活着”的内涵。
[关键词] 《活着》；叙事风格；悲观主义；乐观主义
电影《活着》改编自余华的同名小说。作为极端先锋的作家，余华早期的小说采用悲剧叙事的路线，充满绝望、死亡和血腥。但是在《活着》这部作品中，作者的叙事风格发生嬗变。这种叙事风格的嬗变在其同名电影中表现得更为明显。①因此，本文基于电影《活着》，分析其双重叙事风格，并探讨两种叙事风格的冲突与一致。已有文献要么注重分析《活着》的悲情叙事，②要么注重影片中“张艺谋并没有一味地展览丑，而是展现小人物之间的温情”③，影片的基调从沉郁转为微亮。④但是，已有文献主要认为小说文本展现的是悲情叙事，电影文本展现的是人物温情。⑤本文认为从电影来看，《活着》是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双重叙事风格的复合体。
悲观主义的叙事风格主要是指电影对三个历史时期不同政治背景下人物的命运的描述，在悲观主义的叙事下，小人物在大时代中普遍感觉无力感，个人命运是时代的真实写照。乐观主义的叙事风格则不同，它是指影片在对大时代的揭示过程中，流露出人性的真情和温暖，成为冰冷时代下一抹人性的亮点。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的叙事风格既具有一致性，又有微弱的冲突。一致性是指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两个风格都指向大时代和小人物，表现内容为大时代下小人物的生与死。两者的冲突性表现为在叙事导向上，到底是悲观主义，还是乐观主义决定人物的命运。在影片中，悲观主义的叙事风格叙述死亡，乐观主义的叙事风格则咛唱活着。总体而言，悲观主义的叙事风格是明线索和主色彩，死亡是核心的主题；但是，乐观主义的叙事风格隐藏其后，个体“在苦难中寻找温情”，并“在温情中受难”⑥。
《活着》的故事发生在20世纪40年代、50年代、60年代三个历史时期。三个时期对应不同的历史事件：40年代的国共内战、50年代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以及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这三个时代成为影片中一群小人物的生活的时代政治大背景。从悲观主义的叙事角度来说，小人物嵌入时代舞台上，他们的死亡故事如皮影戏般被动而又无奈上演着。从乐观主义的叙事风格来说，活着才是人生的全部意义。接下来，本文将分析双重叙事风格在40年代、50年代和60年代三个历史时期的具体表现。
一、40年代
40年代是一个战乱的年代，影片向我们展示了国共内战的背景。从悲观主义的叙事来说，龙二和福贵的悲喜命运向我们展示出大时代下，运气成为个人生存的惟一依赖。另一方面，从乐观主义的叙事来说，家珍的不离不弃和坚守，成为冰冷历史中的一点温情。
（一）龙二的死：悲观主义叙事下的命运
在小赌场和大人生这两个不同的舞台上，福贵和龙二的命运在得与失、生与死之间发生着变化。在赌场，龙二依靠着运气，或许还有几分精心设计的陷阱，得到了福贵的家产，成为赌场的赢家。相反，福贵的运气总是不太好，原本家境殷实的他因嗜赌而沦落为贫民，祖产尽失、父亡母病、妻离子散、沦落街头，福贵尝到了生活的艰辛。从赌场来看，运气成就了龙二的得，也造就了福贵的失。但是，在时代的大舞台上，个人的得与失却会打上鲜明的政治烙印。在新生的政权下，这种政治的烙印就是个人的阶级成分。但是，影片向我们展示了荒诞的一面，对于福贵和龙二来说，个人的阶级成分完全靠运气：福贵因为输掉了祖宅，解放后反而因祸得福，被划为贫农；龙二因为赢到了福贵的祖宅，解放后被划为地主，最终被枪毙，失去了生命。听到枪毙龙二的五声枪响，福贵瘫在电线杆上尿了裤子。在赌场和人生的两个舞台上，福贵和龙二的命运跌宕起伏，反复无常，运气成为解释两人不同场域、不同命运的惟一注脚。
（二）家珍的坚守：乐观主义叙事风格下的温情
在40年代的这个舞台上，与时局的动荡和个人的命运多舛相比，家珍的坚守成为乐观主义叙事风格下的一抹亮色。家珍本是城里米行老板的女儿，出生富裕家庭、漂亮贤惠、知书达理。家珍嫁给福贵以后，尝到了生活的各种酸楚，却一直不离不弃，默默坚守，仿佛是一系列动荡与苦难中惟一一点温暖与希望。 “家珍是个菩萨般的女人，她用温情照拂着福贵和儿女。”⑦福贵从心里感激她，认为“家珍是个好女人，我这辈子能娶上这么一个贤惠的女人，是我前世做狗吠叫了一辈子换来的”。因此，有学者指出，家珍 “为福贵接通了中国古老的生存智慧”⑧，是照亮福贵苦难人生中的一盏温情的灯。
二、50年代
50年代，中国开始了大炼钢铁，并进入人民公社。大炼钢铁终因违反生产力的发展规律而宣告失败，但是，激进的生产方式却造就了有庆之死，这是悲观主义的真实写照。另一方面，从乐观主义的叙事风格来看，家庭成员的互相扶持和关照成为人们度过特殊年代的精神食粮。
（一）有庆之死：激进的生产方式下的牺牲品
带着对于成分认定的恐慌和对新社会的向往，福贵一家四口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人民公社的大锅饭和大炼钢铁的热潮，仿佛为我们带来了一个美好的时代，但是真正的痛苦才刚刚降临。新任区长春生到徐有庆的学校视察大炼钢铁的情况，因过于疲劳开车撞倒学校围墙，也间接害死了靠在围墙另一侧睡着的徐有庆，而有庆也是因为在大炼钢铁运动中过于劳累才靠在围墙后面休息。有庆的死与大炼钢铁有关，这既表现为一种荒诞的偶然性，又带有一种社会政治环境氛围下讽刺的必然性。福贵一家带着对运动的美好的努力与希冀，依然避免不了有庆成为这一疯狂的建设运动中微小的牺牲品。在这一个时代，又将有一个巨大的黑色幽默摆在我们的面前：社会政治的改革与导向，如同一股洪流将每个人卷入其中，无论是有心抑或无意，人性在全民疯狂的生产运动中，都被异化成炼钢炉下的一根根柴火，毫无知觉燃烧着自己，却造就死亡的命运。
（二）乐观主义叙事下家庭成员的互相扶持
在50年代，从乐观主义的叙事角度来看，福贵一家的互相扶持反映了底层民众的温情。这种互相扶持表现在有庆和凤霞之间的姐弟之情、家珍和子女之间的母子之情以及福贵和子女之间的父子之情。影片集中通过有庆打人和挨打这个场景反映出来：有庆护着聋哑的姐姐；打完架以后，凤霞为错过了吃饭的弟弟端来热腾腾的面条，这是姐弟之情；家珍细心地发现了这背后的一切，并为有庆辩护，这是舐犊之情；就像大多数的父亲一样，福贵粗心，但当知道自己错怪了儿子时，主动向儿子承认自己的错误，这是父子之情。
三、60年代
随着影片进入60年代，历史背景转换为“文化大革命”。从悲观主义的叙事风格来看，在这个年代，公共领域完全包含了私人领域，个人被动地卷入政治运动，并造就了凤霞的死亡。但是，从乐观主义的叙事风格来看，艰难的年代同样存在人与人之间的温情，并演化为“好好活着”的鼓励与叮咛。
（一）凤霞的死：政治运动下个人的悲情命运
在60年代，皮影道具最终被定义为封建社会的产物，终于还是免不了被烧毁的命运。皮影道具的焚毁，是导演暗示观众一场真正的浩劫来临了，每个人终于不可避免地被社会政治运动的烈火所吞噬。但是导演在此处并没有用直接的镜头呈现出“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揪斗的残酷场面，反而借助凤霞难产而死的事件，为福贵一家制造了又一个人生悲剧。凤霞结婚、怀孕并顺利生产。但是，幸福还未来得及在福贵一家人的脸上全面展开，死神就已伸出魔爪。凤霞出现产后大出血，医院的医生几乎都在牛棚，红卫兵护士无计可施。凤霞在她悄无声息的世界里离开。在这一幕戏中，我们看到悲观主义叙事风格将死亡主题血淋淋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二）“好好活着”：乐观主义叙事风格下的人性善意
在60年代，春生和福贵一家的感情展示了乐观主义叙事风格下的人性善意。春生是福贵的战友，后来当上了县长。有庆因春生而死，家珍一直不愿原谅春生。60年代，春生因为政治原因准备自杀。春生在赴死前将自己的存款交予福贵以赎当年的罪。而家珍的一句“你可得好好活着，你还欠我们家一条命呢”，仿佛是影片在阴冷潮湿、沁着透骨寒意的小巷中投射的一道温暖的光。春生听到这句话后在路的尽处的那一回头，仿佛是对人世间的最后一瞥，也仿佛是对生命的放不下的留恋。春生的结局在电影中并未交代，在这样一种痛苦而无助的环境下，导演为观众带来了一丝人性的善意，这也是那个黑暗动荡的世界里仅存的一点美好和希望。
从30年代，到40年代，再到50年代，时代背景在不断变动，但是，贯穿每一个时代的《活着》的含义则通过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双重叙事风格展示出来。在悲观主义的叙事风格下，个人无力改变历史和命运。“上帝决定借你演一出荒诞剧，你别无选择，只有接受而已。永远别埋怨他，他永远对，他就这脾气。”⑨电影《活着》为观众呈现了在社会政治运动中沉浮的社会底层小人物的悲剧性命运。这些小人物面对着无法掌控的社会政治动荡，只能选择被动的顺从、无奈地承受。从悲观主义的叙事来看，活着就是一种忍受。但是，在乐观主义的叙事风格下，个人拥有面对命运的不同态度。“当余华用苦难重重的绝望梦魇亵渎了现实和人的生活之后，面对他所感受到和呈现出来的苦难，他选择了救赎”⑩，而救赎的方式就是保留着人性中的善良与温情，即使屡屡遭受生活沉重的打击，依旧充满希望地活着。在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的双重叙事风格下，活着，是一种痛并温暖的过程。
注释：
① 孙卫华：《〈活着〉悲剧叙事的嬗变——从小说文本到影视剧文本》，《电影文学》，2008年第11期。
② 郜元宝：《余华创作中的苦难意识》，《文学评论》，1994年第3期。
③ 焦兰周、魏传业：《从内心的彷徨到现实的呐喊——余华的〈活着〉与张艺谋电影改编的比较》，《昌吉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
④ 刘悦笛：《〈活着〉两种——从余华小说到张艺谋电影的审美嬗变》，《锦州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
⑤ 崔颖：《从冷漠旁观到苦难希望：余华和张艺谋共有的“活着”》，《济南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⑥ 潘克锋：《从〈活着〉中的温情美看余华创作风格的转变》，《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
⑦⑧ 王达敏：《余华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9页，第9页。
⑨ 胡山林：《文学与人生》，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13页。
⑩ 昌切、叶李：《苦难与救赎：余华90年代小说的两大主题话语》，《华中科技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
[作者简介] 李海兵（1977— ），男，湖南郴州人，硕士，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