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记文学明成祖传
韩春萌
摘 要：传记文学肩负着为人树碑立传的任务，具有多方面的社会教育功能。它的价值取向和审美追求，决定了传记作品的层次与成败。解决了“为谁树碑立传”和“怎样树碑立传”的问题，才能彰显传记文学的人性美、含蓄美和艺术美。当前的传记文学创作存在诸多误区，如媚俗化、麦当劳化、单一化等。传记文学要向前发展，有必要认真进行创作反思。
关键词：传记文学 价值取向 误区 创作反思
在市场经济大潮的推动下，传记文学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不仅出版的传记作品数量多，而且质量上也有了进一步的提升。然而，当前的传记文学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还面临着不少创作上的瓶颈，存在着不少问题，创作上有待于取得新的突破。探讨传记文学的价值取向和创作误区，有利于当代传记文学更加健康地发展并走向繁荣。
一、价值取向：为谁树碑立传问题
有正确的价值取向，传记文学才能充分发挥社会教育功能。传记文学要向大众展现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充分发挥它在信仰教育、励志教育方面的作用。王朝柱的《开国领袖毛泽东》、龙平平等的《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还有其他作者的《周恩来传》《刘少奇传》《朱德传》《陈毅将军》等作品，描绘了老一辈革命家的丰功伟绩，对青年一代树立崇高的信仰，坚定自己的理想信念，可以起到较好的作用。
还有一部分名人传记，对于人们成长与励志成才，有较大的借鉴作用。余莉（译）的《普京传》、季羡林的《留德十年》、邹韬奋的《经历》、周桦的《褚时健传》等，对成长中的青年有人生启迪作用。这些传记作品描写了传主对待事业，对待人生和对待工作的态度，他们的奋斗经历给人以鼓舞。畅销书《褚时健传》写了一位88岁老人的传奇故事，他跌倒了再起来，已经很大年纪还重新创业，谱写了一部风靡全国的“励志橙”创业史，成为青年人励志的榜样。
传记文学的价值，除了具有信仰、励志方面的教育功能，还具有审美教育功能。传记文学不但要使人们能从中明辨是非，还要引导人们追求真善美。传记文学作品中的正面传主形象，往往具有传奇经历和超凡的人格魅力，读后可以令人受到真善美的陶冶。如《苏东坡传》《撒哈拉不哭泣：三毛传》《钱学森》《爱因斯坦》《杨绛传》《父亲南怀瑾》《史蒂夫·乔布斯传》《巴菲特传》等，这些作品的传主有的是文学家，有的是科学家，有的是学者，有的是商界名流，他们事业有成且个性鲜明，从他们身上让人看到了什么是真善美。他们都具有非凡的人格魅力，成为当代人学习的楷模。
谈到价值取向，不能不涉及反面人物的传记问题。现在市场上有很多以反面人物为传主的人物传记，如2005年世界知识出版社的“二战将领”的八本丛书，就有《乱世枭雄——戈林》《沙场斗兽——隆美尔》《战争赌徒——山本五十六》。作家叶永烈写了“四人帮”传记四本，还有《陈伯达传》等。蒋介石的传记大行其道，仅亚马逊传记销售排行榜前100名的书中就有冯玉祥的《我所认识的蒋介石》、阿涵的《蒋介石与现代中国》、杨树标的《蒋介石传》。该榜还有《希特勒》传记。其中有的反面人物传记还排在销售榜的前列，这就令人费解。比如希特勒的自传《我的奋斗》，就有很多人喜欢看，居然曾排在一个销售榜的前五名。反面传主的传记作品，其价值取向体现在哪？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思考。
关于能不能为反面人物树碑立传的问题，学界曾经有过争论。传记文学可以让反面人物做传主，但作家必须有自己的立场，应该更多地站在批判的角度来描写，而不是站在欣赏的角度来描绘。要通过反面传主的丑恶人生，为广大读者和受众树立一道警世墙，也就是要发挥传记文学的警世教育作用。
二、审美追求：怎样给人树碑立传
传记文学作为一种独特的文体，在文本叙事和形象塑造等方面都有其自身的艺术特征。优秀的传记文学，与其他文体的作品一样，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感染力。因为传记文学不仅要演绎传主的传奇人生，还要有艺术上的审美追求。
1.紧扣传记文学“以人为本”这一特征，突出传主的人性美，即通过塑造传主形象，来展现其人格魅力。曾任中国文联副主席、书记处书记的文艺评论家仲呈祥认为：“现在提倡以人为本，传记文学特别要‘以人为本，人是放在第一位的，传记文学作家都有丰富的人生体验和感悟，他们从人切入历史，折射出人类的智慧。”描寫周恩来总理的影视传记文学《海棠依旧》，描写邓小平的《历史转折时期的邓小平》，都是紧密围绕传主这一中心，通过主人公既传奇又感人的人生故事来突出他们的人格魅力和人性美的。
如何做到“以人为本”？这就要求传记文学在结构上要紧紧围绕传主这个中心来展开故事，其他人物处于次要地位，只是传主的陪衬。在材料的选择上，传主如果是个传奇人物，尽可能选择新奇的故事情节，可以“以奇取胜”，如写韩练成的《隐形将军》，写熊向晖的《在胡宗南身边十二年》等；传主如果是个普通人，则要在平凡的生活中发掘其不平凡之处，可以“以情动人”，如朱东润先生写他夫人的《李方舟传》。“以人为本”就是要突出人的个性特征，彰显人物闪光的品德，发掘传主的人性美和人格魅力。
2.避免主观情感下的“虚美”与“溢恶”，体现传记文学的含蓄美。评论家何西来说：“作者写谁就会对其产生感情，想把主人公写得非常完美，因而就会出现‘尊者讳的现象。”这种主观感情自觉与不自觉地会影响作家的创作，从而容易产生“虚美”的现象。所谓“虚美”，是指传记作者对所写的传主有一种特别的感情，在写作过程中都往好的地方写。如影视传记作品《少年包青天》夸大少年包公的美德和才华，《康熙王朝》夸大了封建皇帝的开明、廉政、爱民，这就是“虚美”。有些作者会受主人公及其家属的干扰，而不敢写出主人公的反面。还有一些有钱有权的传主请人代写的传记，“虚美”的成分就更多了。
与“虚美”相对的另一种现象，是传记创作中的“溢恶”现象。所谓“溢恶”，就是竭力暴露传主丑恶的一面。对反面传主的负面性东西，如犯罪细节、手段，堕落中的变态心理等，不宜过多地渲染，更不能随意加以夸大。像《张子强传——告诉你一个真实的张子强》这样的作品，大量过细地描写他的犯罪经过和作案细节，容易为居心不良者效仿，产生负面影响。
3.在遵循“真实性”原则的前提下，追求传记文学的艺术美。当前存在一种观念，不少人认为传记文学属于通俗文学，它是靠传主的传奇经历来吸引读者。因此有的传记作者不重视作品的艺术性，只是堆积有关传主事迹的材料。大多数传记，都是采用单一的叙事方式，按时间的先后平铺直叙来结构作品。这样处理的结果，传记成了流水账，谈不上对艺术美的追求。
优秀的传记文学作品，应当具有高超的艺术水平，能够给人以艺术美的享受。它不但讲究叙事方法的多样性，同样要讲究结构艺术和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以人物塑造为例，传主作为中心人物，要描绘出他们独特的个性特征。传主的个性与他受到的教育及其人生经历有很大关系，其性格形成、发展有个合乎逻辑的过程。传记文学的艺术美可以通过叙事风格、人物性格表现出来。有时两者可以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如郭德纲的《过得刚好》讲述了他人生四十年的江湖过往之事，和传主的相声演员身份相吻合。全书妙语连珠幽默风趣，读之不禁令人捧腹大笑，产生独特的审美快感，给人一种艺术美的享受。
三、直面误区：价值取向被谁左右
纵观当前的传记文学创作，虽然作品数量不菲，但质量高的并不多，一大批平庸的传记文本充斥市场。这些作品中，有的追求猎奇和感官刺激，有的迎合低级趣味，还有的混淆是非观念，其价值取向出现了明显的偏差。对此，不能不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表现之一：媚俗化。许多所谓“畅销”传记，不是靠传主的闪光人生来吸引大众，而是靠刺激人的感官来收获“眼球经济”。大写反面人物，大写丑恶人生，是其中的重要表现。本·拉登生前受世界关注，这个恐怖大亨带有巨大的神秘色彩，截至美国处死本·拉登时，有关他的书有一大批。究其原因，无非是大众关注这个神秘人物。他是个恐怖大亨，有的书却把他写成了盖世英雄。大写娱乐界明星的绯闻和风流韵事，是其又一个重要内容。还有一些商界大亨的传记，不是写传主怎么历尽艰辛走向成功，而是渲染传主的财富和富豪的奢侈生活。为了追求最大化效益，有的书甚至可以迎合某些人的低级趣味。
表现之二：趋同化。社会上出现了什么热点，很快就会有相关人物的传记问世。当年“超级女声”节目红火时，有关超女的书风靡市场。其中有关李宇春的《李宇春，真帅》《沐宇春风》等在最短的时间内上市；有关周笔畅的书有《非笔寻畅》《不用装，真好》《如果我能说了算》等；乔布斯英年早逝，于是有关乔布斯的书跟风出版，有翻译的《史蒂夫·乔布斯传》，还有《活着就为改变世界——乔布斯传》《乔布斯的魔力演讲》《乔布斯传——神一样的男人》《史蒂夫·乔布斯传——神一樣的传奇》等，有的书名连副标题都差不多。这样跟风重复出书，内容大多重复，浪费财力和精力，不如寻找新的传记素材出新书更有价值。
表现之三：麦当劳化。所谓麦当劳化，也即快餐化。麦当劳化理论来自美国马里兰大学教授乔治·里泽尔的《麦当劳梦魇——社会的麦当劳化》一书。所谓麦当劳化，指的是快餐店的规则逐渐主宰美国社会的诸多方面乃至世界其他领域的过程。这一观点同样适合中国当前的传记文学创作。有关富豪李嘉诚的书，除了《香港超人李嘉诚》《李嘉诚全传》《李嘉诚传》《华人首富——李嘉诚传》，还有《李嘉诚的做人经商之道》《李嘉诚的商海生涯》《李嘉诚给青年人的10个忠告》《李嘉诚给年轻人的95个建议》《李嘉诚讲给年轻人的财富课》《听李嘉诚讲做人做事做生意》《李嘉诚一生的八种能力》《李嘉诚人生哲学书》《李嘉诚财智人生》《李嘉诚：我一生的理念》《李嘉诚人生自白书》等，简直不胜枚举。这些书内容大同小异，但都想抢占市场份额，有些像快餐一样出得很快。快餐化批量生产，难免雷同化，难以保证图书质量。
从上述的这些误区和局限不难看出，市场效益是左右当前传记文学价值取向的重要因素，也是某些传记作品价值取向发生偏离的主要原因。市场价值左右了传记文学的价值取向，影响了传记文学向更高层次发展。
四、创作反思：寻求传记发展之路
面对传记文学创作上出现的这些问题，有必要深入探究这些问题的成因，以促进传记文学的发展。认真进行创作反思，从多方面寻找解决的良策，以下几个问题不能回避：
其一，如何取得“双效”平衡。随着很多出版社改制为企业性质，图书市场的竞争日趋激烈。如何才能既取得经济效益，同时又兼顾社会效益？也就是如何取得“双效”的平衡，这是当前传记文学创作与出版要考虑的问题。经济效益不能仅仅靠炒作，更不能靠推销低级趣味的东西来达到。要取得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丰收，关键一点还在于对于传主的选择。要多选择那些有影响的、大众喜欢的正面人物做传主，通过他们富于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来吸引人们的眼球，通过传主的人格魅力来影响大众，这样才能取得“双效”平衡。
其二，如何处理真实性与虚构性。传记文学理论家赵白生强调“传记事实”的重要性，他认为“传记事实是一部传记的生命线。”一般来说，传记作品是不能虚构的。介于传记与小说之间的传记小说，它比传记文学具有更强的文学性，它是否可以虚构？笔者认为，传记小说更偏重于小说文体，因此它是可以适当进行虚构的。但因为是以真人真事为原型，涉及传主的重大事件，必须符合历史的真实性。如关于黄飞鸿的作品很多，大多数是虚构的，特别是逾百部有关黄飞鸿的影视作品，更是编剧编出来的。笔者创作的传记小说《黄飞鸿正传》，就是想给读者一个真实的黄飞鸿。这部作品的主要内容都是依据有关黄飞鸿的史料，只是在细节上进行了文学化以增强其可读性。
其三，如何为反面人物做传记。传记文学选择的传主中不乏反面人物，反面人物的人生历程中负面性的东西很多。传记文学要化腐朽为神奇，就必须将生活丑转化为艺术美。美丑转化就是“在原来现实丑的基础之上加上了审美创造者的审美情感和真实化、典型化的艺术表现技巧的光环，从而形成了双重的审美效果——丑感+美感”。
生活中有许多丑陋的东西，自然主义的表现手法是“照搬生活”，包括对丑陋的东西的渲染。现实主义要求文学要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传记文学是写实文学，也应当遵循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对生活素材应当进行提炼和概括，根据审美需要进行艺术处理。给反面形象作传，必须有鲜明的立场，对传主丑恶的人生应当带着批判的态度来写，而不是欣赏的口吻来描绘。如《沙漠之狐隆美尔》竭力写隆美尔的军事指挥才能，把隆美尔这位“二战”时期德国法西斯元凶写成了足智多谋的“沙漠之狐”，给人的印象是在歌颂一位卓越的军事家。要注意作品的导向性，必要时可以学评传的方法，用简明扼要的话加以点评。
最后，如何使传记形式多样化。过去传记文学作品更多的是以纸质的形式出现，还有《名人传记》《人物春秋》《传记文学》等杂志上刊载的短篇幅传记文学。纸质传记形式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传记文学的发展步伐，因为它的传播力度有限。当今社会已经进入信息时代，科技发达使传媒手段变得更快捷。传记文学不仅有纸质图书，还有电子图书和影视传记作品。电子图书一般是纸质图书的翻版，但它阅读便捷且传播速度快，读者购买也便宜。有的网站开设畅销书连载，其中不少就是热门的传记作品。影视传记也渐渐增多，从过去的《拳王阿里》《泰森》，到现在的《历史转折时期的邓小平》《海棠依旧》，影视传记文学观众多、效果好的优势日趋显现。因此应该创作更多的影视传记文学作品来满足观众的需要，同时力求传记内容更加丰富多彩，传记形式更加多样化。
《叶永烈等10位作家当选“当代优秀传记文学作家”》，《大河报》2005年10月17日。
《传记文学面临五大病症》，《长江日报》2000年9月9日。
景旭：《美丑关系新认识》，《社会科学辑刊》1995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