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庆红
在中国美学界，目前从事美学研究的大体可以分为三类学者：一是具有西方哲学系背景的，他们接受的是西方传统美学训练，倾向于哲学美学的研究路径；二是文学系背景的，主要是研究中国古代文论和美学，走的是阐释学的路径；三是艺术学背景，从具体的艺术门类开始进行美学理论的研究。各种学术背景以及形成的不同的研究路径都有其自身的优势，能够窥探到同一问题的不同方面。然后，若是能够兼具中西美学理论训练，进行跨文化的美学研究，则是许多美学研究者追求的目标。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鲜有人能做到如此。高建平教授就是当代美学家中少有的几个这样的学者之一。他是大量的学习中国古代美学和西方美学理论，然后又运用这些理论资源，能够自觉地从比较的视野来研究中国的美学问题，在美学领域默默耕耘了几十年，从而形成自己独特的美学研究路径和思想的学者。这在当代中国学术界浮躁的学术氛围中，也可以说是“喧闹世界的沉思者”。
一、比较视野下的美学研究
对于许多青年学子来说，熟悉高建平先生的美学研究是从他翻译的杜威的《艺术即经验》和比格尔的《先锋艺术理论》以及门罗·比厄斯的《西方美学简史》等美学著作开始的，这些书几乎是美学专业学生的必读书目。故此许多人只知道高建平是研究西方美学的学者，殊不知其中国美学的功底。其实高建平是从研究中国美学和文论开始的，在他出国前，曾在中国传统美学方面花了不少工夫，发表过许多关于中国先秦和西汉时期的美学文章，有着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学的基础。20世纪80年代末高建平赴瑞典留学，他是抱着要深入西方美学内部的态度到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美学系专门学习美学的。在瑞典八年的研习中，他大量地研习西方美学理论，尤其是对20世纪兴起的分析美学下了很大的功夫。在当时，虽然经过朱光潜等老一辈学者的贡献，中国学界对两方古典美学的了解和接受还是比较多的，但就分析美学的理论与思想研究而言，当时中国美学界的研究还远远不够，这也是高建平先生选择分析美学研究的原因之一。在他看来，对于分析美学，中国美学界一直存在概念混乱模糊不清的状况，因此介绍分析美学是有助于中国美学研究的。与一些纯粹学习西方哲学背景的学者动辄就要建构一个宏大的理论体系，惯常思考美学的本质等抽象的哲学问题不同，高建平的分析美学研究足对一些命题做理论上的清理和分析，从而把握分析美学的特点，这是这种分析美学的研究路径对他后来的美学研究的比较视野的建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美学研究中的比较的视野来自于对中西方美学理论资源的掌握。在中国美学界，整个20世纪，我们都在不断地向西方学习，西方美学的学术资源是中国美学研究的主要参照系和理论资源。因此，翻译和介绍西方美学理论和思想是中国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高建平首先就是系统地翻译、介绍和研究了20世纪西方美学经典，如杜威的《艺术即经验》、彼得·比格尔的《先锋派理论》、门罗·比厄斯的《西方美学简史》和杰克·斯佩克特的《弗洛伊德的美学》等重要著作。这些译著让中国美学界及时地了解了西方重要的美学理论和思想，丰富了我们的美学研究。对他个人而言，更加有助于其建立自己的跨文化的美学研究路径和选择。这种拥有中西方美学理论和资源的背景，使得高建平的美学研究具有国际视野和跨文化的比较视野，这是他的同辈美学研究者所没有的优势。
中西文化和理论的双重训练使高建平的美学研究能够站在比较开阔的视野特别是全球化的大视野下来思考美学问题。由于着眼点是跨文化的美学研究，所以他的目的不是探究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美学理论体系或概念，而是对一些具体的美学问题进行文化语境中的分析，如他提出的“复数的世界文学”的概念，就代表一种美学思维方式的改变。不管是歌德还是马克思、恩格斯，都只说了“单数”的世界文学，在高建平看来，这个概念是可以作“复数”的解读的。这一新的世界文学的概念，是世界各民族、各文化立足于自己文化立场的对全球文学的各自解读与接受。这种比较的视野对高建平美学研究的意义首先体现在能够让他比较客观地看待中国美学问题与发展，既避免了简单地推崇西方美学或中国美学，又能在比较中发现别人不能发现的东西，如他对线条的美学研究，即使探讨的是中国的美学问题，也能从西方的美学理论来思考，再如他提出的从“美学在中国”到“中国美学”的概念，其实代表的也是一种比较美学的视野和多元文化观的思维方式。他指出，从“美学在中国”向“中国美学”的过渡是一个无法逾越的阶段和过程，消化、吸收、创造，受影响又影响世界，这是美学理论发展的必然规律。其次，正是由于有了比较的视野，他能把中西美学放在一起思考，反而增强了我们对发展中国美学的信心。正如高建平说：“我们常常看到，一些在国外的中国学者对中国思想比那些一直牛活在国内的中国学者有更深的感受，原因就在于这些在国外的中国学者接触当代理论多，有机会深入的对话和比较。中国美学只有在比较和对话中才能得到健康的发展。这种比较和对话的结果，是我们对西方美学有更多的了解，对中国美学也有更深入的研究。”当今是全球化的时代，是一个多元文化的时代，比较视野是今天我们思考美学问题的极为重要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将不同的民族文化和美学观念放在一个大的框架下思考。正如人类学家马尔库斯和费彻尔所言：“任何一个历史或民族志研究计划，只有把自己放在较大的世界政治经济历史框架中，才能获得自身的意义。”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比较视野，美学研究对自己的文化和研究才不至于封闭，才是寻求跨文化的美学研究的新路径。正如高建平在他的论文《艺术呼唤比较的视野》中所说：“我们呼吁比较艺术，是呼吁一个比较的视野。比较，并不只是把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艺术品放到一起，说说谁优谁劣，那是一种低级的比较。比较就是思考。重要的是比较出一种眼光，一种理论的热情，一种对艺术未来的关怀。”
二、美学的复兴与“活的美学”研究
在20世纪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美学曾经起到了引领社会变革和进步的思想先锋作用。在20世纪50年代，曾出现过“美学大讨论”以及80年代“美学热”的巅峰状态，美学曾经是思想解放、社会活力的催化剂，一些著名的美学研究者成为青年学子们追捧的“明星”。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和转型、思想观念的迅速变迁，美学已经失去了其昔日的辉煌，成为“冷门”。曾经一些从事美学研究的学者也纷纷改行做文化研究、影视研究等，甚至有人宣称“美学已死”。但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高建平先生执着地呼吁美学的复兴，提出“活的美学”研究，这些声音似乎与当今的时代潮流相比有点另类，但充分体现了他作为当代美学理论家对自己一生所从事的美学事业的钟爱之情和殷切期盼，也体现了一个“喧嚣世界的沉思者”对旁落的美学发出的深邃思考。
美学的“死”与“活”其实是与我们对美学的理解相关。我们通常所说的美学主要指的由鲍姆嘉通命名，经康德集大成的西方传统美学。这种以西方文化为基础、以现代性为指向的美学追求一种审美的普遍性，带有明显的西方中心论。它遵从“同一性”和无功利性原则，消除差异性和多样性。人类学研究对西方普遍主义的现代性神话和欧洲中心论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在过去，美学作为一门学科，主要是以欧洲人的审美活动、艺术实践和审美经验为基础发展起来的，非西方社会的文化和艺术一直没有以其本来面目进入到西方美学家的视野之中。既然美学是对人类审美活动和审美经验的内在规律的理论把握，那么这种仅仅建立在欧洲人的审美经验和审美活动基础之上的美学理论显然是忽视了人类社会文化的多样性和审美现象的丰富性和独特性，它也不可能对非西方文化的审美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正如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所说：“我们没有理由假定，任何一种文化都已经抓住了一种永恒的寻全精神，并会被作为人类问题的唯一结论而载于史册。甚至下一代人就会认识得更好。我们唯一科学的方法是尽我们所能，把我们自己的文化作为无数人类文化中的多样结构中的一例加以思索。”因此，这种单一而普遍的美学受到质疑，人们怀疑有一种超越历史、阶级、种族、文化的美学存在。高建平正是以这种超越性的比较视野来思考美学起源和发展的美学理论家。在他看来，美学存在于社会和文化之中，有什么样的社会和文化，就有什么样的美学。社会和文化状况不仅是美学原理产生的前提条件，后者正是前者的反映。美学是在文化实践中生长起来的，是对文化实践反思的产物。产生于不同民族和文化的美学之间，只存在着一种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相互启发的关系，而绝不能相互通用。“从这个意义讲，一个民族或文化的美学，并不是某种普遍的美学的一个分支，不是某种普遍的美学原理在这个民族的实际运用。一个民族和文化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审美观念和艺术传统，这个民族和文化的美学，应该植根于这种审美观念和艺术传统，成为这种民族和文化审美观念的理论表现。”因此，在高建平看来，所谓“美学已死”只是那种普遍性的美学已死，那种纯粹从概念到概念的美学已经失去了其活力。真止的美学则依然存在，这种美学是与具体的文化相联系，与具体的民族相联系，也就是说单一的大写的美学死了，而多元的小写的美学复兴了，为此，高建平说：“我曾经力图证明，不存在单一而普遍的美学，只存在不同文化中生长出来的不同的美学，这些美学之间有着对话的关系。”
正是因为抛弃了普遍的、抽象的、大写的美学，高建平更加强调强调美学的文化性、多元性。“文化性的意思是说，不存在永恒的、绝对的美和艺术标准，也不存在着被解读为历史发展阶段的特性决定的美与艺术的社会性”。把美学与具体的文化联系在一起，于是多元的小写的美学就复兴了。美学因为与文化、与具体的生活经验联系在一起，美学也就“活”了。高建平提出，从“美学在中国”到“中国美学”的命题，认为要建立中国美学，最重要的是对中国人的审美经验的研究，而这种审美经验不仅仅存在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和艺术中，也存在于当下活生生的文化艺术实践中，因此，高建平主张美学研究应放在具体的文化实践活动中，从“活的”经验到“活的”美学。虽然高建平曾受分析美学的影响，但他未受分析美学的束缚，他曾指出中国美学长期处于模糊混乱的状态，就与缺少概念分析有关，但他也指出分析美学由于放弃了对审美经验的执着却是一个重大的缺陷。可见，他从分析美学的元批评、概念的分析中走出来，但关心的是活生生的美学经验，这与他曾经翻译杜威的《艺术即经验》并深受杜威的“艺术即经验”的影响有关。
在“活的美学”研究的基础上，高建平提出，美学不是束之高阁的理论，美学是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在理论上，他深入研究了美学研究与文化的关系，提出当代美学的文化学转向的命题，并且在理论上理清了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对美学研究的意义，这些成果在其著作《美学的当代转型：文化、城市、艺术》中得到集中体现。在高建平看来，美学理论的发展与变化是与社会的发展变迁有着某种联系的。当代中国处于急剧的社会转型中，人们的审美观念、价值观念发生迅速变化，已有的美学理论难以解释层出不穷的丰富的艺术实践活动，只有捕捉具体的经验表现才能进行美学的思考。高建平把眼光投向社会的变化，尤其是中国的城市化发展，从人们的牛活方式的改变，来思考美学问题。在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城市化是一个重要的标志，而城市与审美有着更加密切的联系，高建平集中思考了城市化对人的审美观念和生活方式等的影响，意识到我们的美学研究应该结合当代的艺术实践和社会实践来进行，而无论是传统的，还是西方的美学理论，都要为我们当代的文化实践服务。他曾用三个词形成一个组合，作为处理美学研究与艺术实践的联系的态度，这三个词就是“拿来主义”“实践检验”和“自主创新”。在高建平看来，当代的中国美学研究只有回应日益变化且丰富多彩的艺术实践的现实，才能自主创新出我们自己的美学理论来，“中国美学有着一个更为重要的任务，这就是研究当代中国审美与艺术的实际，让美学理论在这种对实际的研究之中成长起来。这种实际，就是现代中国人的审美和艺术活动。过去，中国美学研究存在着浓厚的概念化倾向。这种纯粹从概念到概念的研究，是没有生命力的。同时，这种概念到概念的研究，由于脱离了中国文学艺术的实际，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美学。只有来自中国文学艺术的实际，能够为这种中国人日常生活中大量存在着的活动提供解释和指导的理论，才是真正的中国美学。”
三、跨文化的美学研究与中外美学交流的理论贡献
20世纪的中国美学研究较多地受到了西方美学理论的影响，因而体现出了“西方美学在中国”的理论趋势，这种过程基本上是单方面的理论接受的过程，带有很强的选择性、片面性与滞后性，使得我们对西方美学的整体性、当代性和前沿性并不了解。尽管，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文化之间的交流已经十分频繁而深入，但就当代美学理论的影响与接受而言，中西美学理论的双向交流尤其是如何把中国的美学思想和理论传播到国际上去，仍需要很多的渠道和努力。架起中外美学交流的桥梁，创造更多的交流机会正是许多美学研究者的期望，而高建平先生正是抱着这样的目的和使命去进行美学理论与实践的，他为沟通中国与国际美学的交流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虽然中国美学界曾经有过美学勃兴的热潮，在国内也有各种各样的美学学会，但由于各种原因，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美学似乎也没想过要走向世界美学的大家庭，也对国外的美学学会组织并不了解。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高建平在第一次参加国际美学大会时，就萌发了要连接起中国与世界美学的想法，而起到桥梁作用的就是“国际美学协会”。国际美学协会成立于1913年。在20世纪，国际美学协会在世界美学的发展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美学研究中的一些最新的理论话题常常是在国际美学协会上提出来的，一些重要的美学理论转向也是从国际美学协会的研讨交流中见出的，因此，国际美学协会的大会研讨往往成为了一个风向标，反映了国际美学研究的最新理论趋势，同时也影响了美学研究的理论发展。国际美学协会还起着这样一个作用，即让全世界各个国家的美学家能够有一个直面交流的机会，并进而形成一个审美交流的网络，既促进美学新知识的生产，同时也推动美学知识的传播。高建平1997年回国后就积极地通过国际美学协会的工作推动中外美学交流的开展，1998年，他作为中华美学学会的代表赴斯洛文尼亚的卢布尔雅那参加了第14届世界美学大会，在这次会议上，他参加了多场国际美学交流活动，并作为一个重要的学术联络学者把中华美学学会与国际美学协会联系起来。2001年，他又参加了在东京召开的第15届世界美学大会以及会议期间举行的协会执委会会议，2002年他把国际美学协会执委会的绝大部分成员请到了中国，在北京召开了国际会议，2004年，他赴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参加了第16届世界美学大会及会议期间举行的执委会会议。这些活动密切了中华美学学会与国际美学协会的联系，同时，在他的引领下，中国美学研究逐渐开始融入了世界美学的交流过程，从而为中国当代美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从2005年开始，高建平担任了国际美学协会的秘书长，2006年在成都，他主持召开了国际美学协会的执委会会议，在会上做出决定：2010年的世界美学大会在北京召开。此后的土耳其安卡拉会议，中华美学学会组织了一个近20人的代表团参加会议，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美学在国际美学研究中的声誉和理论。2010年，在北京成功召开了第18届世界美学大会，参加会议的中外美学研究者近千人，其中一半是中国美学和艺术研究者。至此，中国美学正式加入世界美学的大家庭，而高建平也从2013年开始担任国际美学协会主席。
高建平之所以积极努力地推动中国美学与世界美学的联系，是因为他深刻地意识到，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中国美学不能在封闭中求发展。除了我们要继续翻译西方美学著作，同时我们也要注重在一个当代世界美学的大格局中研究中国美学，从而将中国传统引入到与当代世界美学的对话之中。为此，他还将停了七年之久的美学研究的学术刊物《外国美学》重新恢复起来，及时介绍国外美学的动态和理论前沿，现在，《外国美学》也已经成为了中外美学理论交流的重要的学术窗口。高建甲还提出，通过参与国际性的美学对话，我们一方面可以了解当代国际美学的新的成果，另一方面，也可以在一种对话的语境中重新省视我们自身的文化遗产，建设我们自己的具有当代性的理论。这种建设对于国际美学的发展，也是有着重大的意义的，所以，当国际美学界出现了一种反西方中心主义的声音之时，我们加入进去，就使我们的理论有了世界意义。
高建平架起的中国美学与外国美学交流的桥梁不仅仅促进了中国美学研究的国际化进程，使中国学者能够面对面地与世界学者进行对话和交流，及时了解国外美学的最新成果和动态，而且，在今天中国迅速崛起的条件下，它还有更深层的文化战略的意义。在今天多元文化的时代，我们的文化也需要一种主动出击的态度，要有一个多层次的立体的文化策略，而美学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正如在世界美学会议上所显示出来的，文化和美学的多元化发展正成为一个潮流，这对于我们既是一个有利的因素，也是一个关键性的理论挑战，从文化和美学上的多元化到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发展，我们还有漫长的路要走，这就需要我们要不断地通过美学研究的国际对话适应这种多元文化的格局，发展我们自身的文化理论和美学理论。这虽然是一种理论层面的工作，但它意义是不可低估的，正如高建平所说：“理论的对话将为中国在未来世界文化中占据一席地位铺平道路。通过理论的对话，中国人的审美趣味被世界了解，成为未来世界美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也就在一个方面影响着世界文化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