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泽金
近年来，台湾本土文化人吴念真的影视作品逐渐进入国人的视野，一系列充满乡土气息的作品让国人耳目一新。加之，通过本地文化商人的强力包装与夸大渲染，使其跃然成为某种意义上台湾当代文化的Icon，甚至冠以“最会说故事的台湾人”的美誉。然而，鲁迅曾经这样说过，艺术家的创作“表面上是一张画，或是一个雕像……其实是他思想与人格的表现”1，易言之，任何一项艺术创作都诠释了创作者自身的思维、情感与格局。在繁华多样的艺术表现中，存在两种独特的审美角度，一种是“恢弘就是美”，另一种是“微观就是美”。前者着眼于雄伟厚重的磅礴气势，客观引领着长江黄河般的辽阔胸襟;而后者呈现出温婉细腻的馨香祷祝，主观散发出墨客骚人般的思绪情怀。这两种极致意境的不同表现，都能引起人们的思考，陶冶人们的情趣，并且给予人们截然不同的心灵感悟。但若过度倾向于某种意识形态，那就违反了艺术主客观因素的辩证关系，注定无法达到艺术的最高境界。吴念真自始至终以微观的视野来关注社会万象，用悲情的语境来诠释人们的生活，当我们秉持欣赏的目光来审视其艺术作品之余，更应该以严谨的态度来衡量其创作的真实意义。
2015年1月22日，吴念真编导的《台北上午零时》来到北京的国家大剧院进行演出。一时之间，蔚为时尚，风雅沸腾。身为一个忠实的戏剧工作者，本人自当前往躬逢其盛。落幕时分，当身旁观众爆起一阵阵的掌声与喝彩，而我却感觉一丝莫名与纳闷，如果将《台北上午零时》与当前国内一些剧目相比较的话，无论编剧手法、导演创意与舞台表现，都只算达到大学校园话剧社的水平，怎么还有如此这般的回响呢？该剧首演于2007年的台北，基于编剧泛政治化的诉求，乃以闽南语演出，因而获得当地民众的赞赏与共鸣。今次为了顺应大陆市场，特地改弦易辙为“大陆版”，并且更换为普通话发音。故事取材自吴念真年轻当学徒的生活经验，也是他写给16岁的自己一份青春回忆。讲述了上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三位年轻的“下港人”来到台北讨生活的点滴，以及与面店打工女孩发生的感情纠葛。故事情节平淡无奇，舞台创意乏善可陈，顶多也只能算是一部普通的现实主义作品。
吴念真也许是“最会说故事的台湾人”，也曾创作许多影视剧本，但是却从未接受过正规的戏剧教育，其对于戏剧性之把握以及舞台张力之呈现，有着先天不足之处。尤其通过《台北上午零时》的戏剧结构，更能够察觉到作者确实迷失在戏剧与文学之间的鸿沟。与此同时，吴念真并未理解现实主义戏剧的真谛何在。1860年，法国提出现实主义戏剧的信念，“剧作家必须力求对现实世界做忠实的描述，由于他只能透过直接的观察来了解现实世界，因此就只能取材于周遭的社会，同时要尽可能地客观。”2本剧中提及年轻人的彷徨与无奈，却只存在于某些人的记忆中，未能真正刻画出那个年代的印记。对一个曾经拥有同样生活经验的台湾人来说，我却有着截然不同的认知与感触，60年代的台湾年轻人既不悲情也不迷茫，经济逐步腾飞，社会日益稳定，到处充满着机会、激情与追求。而联考制度与兵役制度，对当时的年轻人影响至深，一方面进行公正合理的优劣淘汰，另一方面又促使他们知道自己何去何从。“易卜生就坚信戏剧应该笃行正道、提供卓见、启发讨论、展示观念，绝不能止于视听之娱。”3我们若以此标准来评价《台北上午零时》的艺术性与真实性，其剧本的优缺得失昭然若显。
每当人们谈及吴念真，总是津津乐道于他“编剧、导演、作家、主持人”的身份，其本人亦以此自诩为傲。事实上，戏剧艺术乃为一项集体性的创作，任何人为性的过度参与，只会让作品陷入主观意识的偏执与狭隘。编剧属于文学性的“第一创作”，而导演则为剧场性的“第二创作”，通过双重不同的思维与诠释，终能将舞台艺术推向完善的境界。契诃夫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珠联璧合，就是“编导分离、共同创作”的最佳写照，又如老舍编剧的《茶馆》乃是通过焦菊隐导演之手，才能得到最完美的诠释。吴念真文采翩然，自学成才，作品涉及各个领域。其一贯风格就是满怀热忱与激情，全心关注本地百姓动态，现实主义独特的人文情怀溢于言表。然而，舞台导演终究属于一门非常专业的艺术工作，如何掌握演剧的节奏？如何捕捉情节的高潮？如何控制舞台的张力？都必须经历长时间的浸淫与磨练，方有所成，绝非一般业余爱好者所能胜任。《台北上午零时》的整体呈现，刻板平淡的演员表演，加上散漫松弛的舞台节奏，只让观众产生“一场电视剧搬到舞台上面演出”的感觉。在台湾，有些人代其解释这就是自然主义戏剧的表达方式，而且左拉自己都承认“我不喜欢艺术这两个字，其中包含有我并不明白而又是必要的安排”，自然主义戏剧由于偏向文学的诉求，“故事开始的时候要任意给取，结束的时间也一样，力求避免使剧情错综、制造危机与高潮等老一套手法”4。但这种“六经注我”的辩解是难以被人接受的，自然主义戏剧提出未久即销声匿迹，很快就遭到西方戏剧的摈弃，其主要原因就是过于强调生活的精确与细节，忽略了舞台上的环境与剧情间的关系。因为“现实生活必须经过筛选、提炼、编排、渲染、诠释才能搬上舞台，才能维持观众的兴趣，否则肯定落得一个索然无味。”5
台湾文化圈内存在一种乡土味十足的“庶民文化”，他们外表温顺平和，内心却汹涌咆哮，慧黠狡猾有余，仁心宽厚不足，具有强烈的道德感，却又缺乏历史观，虽然视野不高，却能拉近自己与中下阶层之间的距离，并且化为他们的代言人，而吴念真正是典范人物之一。事实上，这一些优点却反成为他挥之不去的缺陷，尽管他多产多能，著作等身，但却独少一部足以震撼人心的巨作。他从未接受正规的戏剧教育，却从事最前沿的艺术创作，只能凭着自身对台湾岛的热爱，阐述平民式的写实。与此同时，当人们不断恭维他“很会说故事”的背后，却又未能反思“巧言令色鲜矣仁”的古人明训。
近年来，两岸的文化交流频繁，只要愿意跨步海峡的舞台活动，几乎都能在彼岸获得满堂喝彩、赞誉有加。其实，这一番矫揉造作固然成就了大环境的和谐，但之于艺术创作的追求和戏剧学理的探索，却属于拔苗助长之举，唯有以平常之心来坦诚相待，才可能达到切磋研讨的目的。
（作者为湖南文理学院教授）注释：
1.鲁迅，《鲁迅全集》第一版，第40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2. 布鲁凯特，《世界戏剧艺术欣赏》，胡耀恒翻译，第419页，志文出版社，1974年版。
3.布鲁凯特，《世界戏剧艺术欣赏》，胡耀恒翻译，第423页，志文出版社，1974年版。
4.李道增，《西方戏剧剧场史》第336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5.李道增，《西方戏剧剧场史》第336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