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 餐桌艺术 精神的荒原
王荣
摘 要：在《兄弟》中，余华通过描写“文革”时代和“改革”时代具有时代意义的人物，在荒诞现实的叙述中揭示了不同时代人们所面临的相同生存问题，体现着作家的人文关怀。
关键词：《兄弟》 欲望 人性
当沉浸在余华的《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的审美习惯之中的读者读到《兄弟》的时候，受到挑战的阅读期待视野总会让人们做出相对激烈的反应。作为一个读者，应该从《兄弟》本身出发，而不是从以往的余华出发来解读作品，这样才能真正了解到作者通过这个故事，到底想要揭示什么。阅读的意义正在于此。本文以《兄弟》为文本依据，探讨文本中揭示的人类共同的精神困境。
余华曾说：“历史的差距让一个中国人只需四十年就经历了欧洲四百年的动荡万变，而现实的差距又将同时代的中国人分裂到不同的时代去了。”他在《兄弟》中反映了这种剧变，欲望和人性这两种话语构成了小说的叙述张力。小说以欲望和压抑的人性为切入点，展现了急剧变化的时代对身处其中的人造成的扭曲和变形。一方面，对于人性的描写侧重的是精神和灵魂的温度；另一方面，欲望的描写侧重的是人性的变化，展示的是鲜活的人物特征。《兄弟》上下部对精神和欲望各有侧重，展现出不同历史环境中的人们所经历的虚空和荒凉。
一、蛰伏下的压抑与狂热
《兄弟》中叙述的“文革”故事是对之前余华“文革”叙事的延续，既有温情和苦难的交织，又有戏谑式的叙述和解构严肃的意味。上部集中叙述了两个事件，一件是李光头在厕所偷窥的事件，另一件则是红袖章对宋凡平的残暴事件，从这两个事件我们可以对刘镇的整体风貌做出一个判断。
李光头在厕所偷窥的事件轰动刘镇，既因为他的亲生父亲死于这一行为，更因为他偷看的是刘镇“全民情人”的屁股。因此，在明处，人们议论着这种行为的不耻，以看客的身份对他进行嘲笑和批判，并把他拉出来当众游街，用虚伪的道德来掩盖自己的龌龊行为；在暗处，所有人又使尽各种招数希望能打听到关于林红屁股的秘密。讽刺的是，李光头因祸得福，换得了五十六碗三鲜面，把瘦小的自己吃得红光满面。人们在经济拮据的年代，用物质来换取虚无的偷窥幻想，这种在压抑年代中产生的欲望，似乎必然引出压抑解除后的疯狂。
作者用相当的篇幅和浓重的笔墨描写了刘镇群众对李兰的精神暴力和对宋凡平的肉体暴力，尤其是宋凡平遭受暴力的情节，让人切齿与心寒。宋凡平在遭受暴打的时候，没有人站出来伸张正义；他惨死街头的时候，没有人愿意多看一眼，更没有人愿意帮两个年幼的孩子将死者送回家。对于如此残忍的画面，冷漠的刘镇人都可以视而不见，可见暴力和鲜血唤不醒人们麻木的精神。时代带给了人们压抑，也赋予了他们疯狂，法制和道德的空置，使这种压抑有机会依靠暴力来得到释放，作者用“红袖章”来代表人性恶的极端。在政治权利外衣的庇护下，一群享受暴力的人会释放出多么令人不可思议的兽性？“红袖章”们对宋凡平泯灭人性的屠杀，已经丧失了权威和理性，进入兽性的疯狂。
宋凡平用他一以贯之的坚韧和乐观的态度面对苦难，他的身体虽然被屡次打倒，但是他的精神从来都是像丰碑一样矗立。诚如朱光潜先生所说：“肉体的失败往往在精神的胜利中得到加倍的补偿……我们可以说悲剧在哀悼肉体失败的同时，庆祝着精神的胜利。”在宋凡平达观的人生态度的影响下，宋凡平、李兰、宋刚、李光头重新组成家庭，这在别人看来是笑柄，但是这样一个小小的社会单位，凸显的是在“文革”惨烈的社会环境下尚能呼吸的人性光芒。
政治外衣下的暴力让人心惊，道德外衣下的语言暴力也同样让人不寒而栗。李兰这位无辜的寡妇还没来得及承担丧夫之痛，便承担起了丈夫带来的屈辱，在丧失了人与人之间至关重要的和谐和关爱的刘镇人们的眼中，仿佛在厕所偷窥的是李兰而不是刘山峰。在强大的道德舆论的围攻下，李兰变得没有悲伤，没有愤怒，而只剩下耻辱了。她上街的时候仿佛是要跳进滚烫的油锅，她只敢紧贴着墙走，把头低到胸前，甚至不敢站到自家屋子的窗前。刘镇看客们的“本领”在李兰身上的成果可谓“卓越”，语言软暴力的伤害并不亚于肉体的伤害。
余华在上部中对刘镇的描写是偏向于隐性的叙述，整体氛围的铺垫借助的是细节的张力，读者在阅读中先从人物着眼，进而才能发现叙述者口中的“我们刘镇”是一个怎样的刘镇，有着怎样的沉淀，有多少不成文的低劣风气。实际上，刘镇像一头沉睡猛兽，在疯狂的政治运动的大潮中开始渐渐复苏，准备着一场更为迷乱的狂欢。
二、狂欢中的浮躁与迷失
在《兄弟》下部中，作者延续了上部的叙述方式，将叙事环境由历史带到时代现场，将目光投向处于改革开放浪潮中的刘镇。其时，刘镇完全进入了一种迷狂的状态，欲望化的社会景象在刘镇进行了更为生动的演绎。余华认为人性的本体是徘徊在现实秩序和本能欲望之间的。表面上看大家都生活在共识性的秩序中，拥有一套完备的道德体系，但人的内心又不时地徜徉在“反秩序”里，徜徉在自我的真实世界中。这是一个非理性的精神世界，它赤裸裸地展示着人的本能欲望，至于现实中的人们对秩序是维护还是颠覆，就主要依从着“利我”的原则，即取决于他们能否得到集体狂欢的快乐。在“改革”时期，外部环境的急剧开放，使个体的欲望爆发，呈现出人性内部的疯狂和外部环境同鸣共奏的荒诞场景，苏醒了的刘镇进入了一个颠覆伦理、浮躁纵欲的时代。
李光头一夜暴富成为下部欲望狂欢曲的导火索，三十多个女人与李光头对簿法庭、相逼认子的滑稽场面，使他成为新闻人物。习惯了受关注的感觉后，他又策划了一场令他更加声名大噪的“处美人大赛”。刘镇成了“李光头镇”，作为金钱符号的李光头成了全镇的风向标。一场喜剧加闹剧性质的欲望演绎赛拉开帷幕，“李光头镇”的人们为了能得到更多的钱忙得不亦乐乎，江湖骗子周游来了，全国各地的所谓“处美人”们也来了。余华以欲望狂欢化的场景、漫画式的夸张笔法写了声势浩大的“处美人大赛”，这种欲望话语在看似荒诞的情景中延展，却有着欲望不断发酵的现实本质。比赛变成了权、色、钱的交易，更为讽刺的是最后的冠军是一位两岁孩子的母亲。一出出爆炸式的闹剧过后，留下的是更多的空洞和无意义。
刘镇人对生活没有了正确定义，只是在盲目的对金钱的追逐中填补着自己的空虚，一次又一次地跌入茫然无措的境地。余华说：“我更关心的是人物的欲望，欲望比性格更能代表一个人的存在价值。”作者在最后交代了几个主要人物在物欲得到极大满足之后的生活状态：余拔牙痴迷于追随世界各国的政治运动中；王冰棍在五星级门卫室中无所事事，在电视中捕捉余拔牙的身影；童铁匠陷入了在“红楼”中寻找性欲满足的精神空洞之中……在个体生存的环境中，缺少了一个终极意义的存在，这种缺乏使得个体的局限性无法在欲望满足的狂潮之外找到自身的生存价值，从而进入了“百年孤独”式的循环虚空之中。
宋刚老实本分，为人善良；李光头野心勃勃，大胆果断。作者安排了两个形成鲜明对比的人物成为兄弟。宋刚是传统意义上的好儿子、好兄弟、好丈夫，为了自己爱的人百般迁就，一开始为了李光头伤害林红，后来又因为林红跟李光头断绝关系，最终在不断的摇摆和自责中，走上了江湖骗子的道路。他始终是别人的影子，为了这种无尊严、无原则的坚守，宋刚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在李光头的身上体现的是适者生存的法则，他能够把握时代发展的契机，从“破烂大王”到全国闻名的企业家，他一心追寻着物欲的极大满足，直到他听到宋刚的死讯时才恍然大悟，孤独成为无可挽回的结局。
一个是顺时而动的投机者，一个是落伍的“样板人物”；一个过分强调自我，一个总是被他人左右；一个把握了时代却把握不了自己，一个把握了自己却被时代淘汰。两个人最终都成为个人欲望的牺牲品，没有探索到生命的意义。从价值维度来解读这部作品，很多问题值得思考，这些问题关于人，关于社会，关于未来。好的作品像一个路标，无论我们什么时候经过它，总能得到指引。在满足欲望和人性坚守中，只有不迷失自我，才能最终抵达理想的彼岸。
参考文献：
[1] 余华.《兄弟》[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