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张艺谋在电影作品中通过色彩来建构了丰富的意象世界，色彩通过与意象的结合传达成为一种叙述话语，并在其话语叙述体系中成功地将色彩与中国文化意象相结合。本文通过对其电影作品中色彩意象的电影特征进行分析，以色彩意象为研究基点，从文化情结、人物塑造、民族性反思、创作转型四个维度，以此来探寻其作为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国本土电影人对中国文化、民族特质、民族情结的思考与阐释，来体察其对文化与人性的双重关照。
[关键词]色彩；意象；民族文化；人性
张艺谋作为“中国第五代导演”中的佼佼者，他所拍摄的电影作品多次问鼎国际大奖，是中国走向世界并形成一定影响的杰出导演。作为一名走向世界的中国本土电影人，他带给世界电影舞台的精彩影片不可避免地带有鲜明的中国文化的特征，而这些充满夺目色彩的光影中无不显露出作为中国本土电影人对中国文化、民族特质、集体无意识的民族情节的思考与阐释，而张艺谋正是凭借他的这份对民族文化走向世界的文化担当而独立于世界电影文化的舞台，在他的作品中特别是那些在国际上获得广泛声誉的作品中，他在电影中总是力图通过饱满而富有张力，极致而生机勃勃的色彩，来创作出中国特有的文化意象及其所代表的深层精神符指。
一、浑厚深沉色彩下的黄土文化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拉美文学的大爆炸，中国文坛刮起了寻根文学的风潮，如何让中国本土文化走向世界有了新的角度，那就是对古老文化的现代化阐释，以现代眼观对传统文明的关照。在这一思想指导下，电影文本以及艺术表现方式上都呈现出了全新的面貌。张艺谋在这个时候开始了电影艺术的创作之路，在早期的电影作品《黄土地》中，黄土、黄河文化成为重要的色彩意象与文化符指，在影片中黄色代表了中国古老的黄土文化，传承着中国文化的民族神韵。黄土地文化孕育了华夏文化，耕种文明孕育了民族之魂，土地对于每个中华子孙来说都是博大而深沉的母性象征，这种情节超越了时空。而这正是张艺谋所珍视并力图表达出来的，“我们想表现天之广漠，想表现地之沉厚；想表现黄河之水一泻千里，想表现民族精神自强不息；想表现人们从原始的蒙昧中焕发而出的呐喊和力量，想表现从贫瘠的黄土中生发而出的荡气回肠的歌声：想表现人的命运，想表现人的情感——爱、恨、强悍、脆弱，在愚昧和善良中对光明的渴望和追求。”[1]在此后的乡土作品中黄色始终作为主要的色彩或背景，大面积的色彩铺陈下黄色的大地让观众有着无比的亲切与崇敬之感。黄色成为中华文明的象征性表达，成为张艺谋的艺术美学的标志色之一。
同时，黄色作为土地的颜色，但是在自然地沿革过程中，黄色作为生态符号，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黄色在现代更具有地域特色，他代表了以陕北为代表的黄土高原文化，而在陕北土质黄中带红，故而陕北人又多爱红色，红色成为黄土文化衍生出来的另一文化印记。[2]带有了更浓厚的民俗文化特点，在《大红灯笼高高挂》《红高粱》《菊豆》《秋菊打官司》中红色也占有不可或缺的比重，它们作为黄土文化的补充，作为鲜活而燃烧着的生命力跳动在黄色的土地上。张艺谋在经典作品中开创了黄色与红色相结合的黄土文化象征符号，在他作品中大量黄色与红色的运用，创造了具有原始美丽与生命力量的艺术世界。
二、饱满绚丽色彩下的浪漫激越的人格
在张艺谋的艺术创作之路上屡次坦言自己对红的偏爱，红色是作为黄色之外的另一个原色。在经典作品《红高粱》中，镜头仿佛被罩上了红色的光膜，一切都被晕染成红色，连原本无色透明的高粱酒都染上了血红之色，人性之中的血性在这片土地上叫嚣着，自由而舒展地奔跑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之上。红高粱这种自然界的普通植物，在影片中却赋于了生动的意义。千百万挺立在田野中的高粱，像是千百万站立起来的中国人，在民族危亡之时挺身而出的民族之魂在风中招展开来。影片中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诗性表现了，山东汉子的粗犷豪迈的壮烈情怀。张艺谋在《红高粱》中将暴烈生动的红色与浪漫、激越的人格结合并达到了完美的艺术意象境界。
而在《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红色是相对于相对于寂寂深宅大院，晦暗高墙，茫茫深夜的一点亮色。但就是这不成比例的一点亮色，却牵动着整个大院上下的心，决定着情节的起伏，人物行为和心理的波动。这高挂的红灯，没有点亮大院，却吞噬着其他没有点红灯笼的院落女主人的心。在大院中的女主人公颂莲被红灯笼焦灼的煎熬着，像是周公馆中的蘩漪，在紧闭的空间中不断燃烧自我的疯了的魔。整个大院对她来说是无法挣脱的牢笼，它在吞噬着生存在此的人的灵魂。当颂莲遇到飞浦时，阳光破天荒地照进了这深宅大院，颂莲逆光站立在这光晕中的时候，仿佛光照进了心头，暖意浮现，但是正是感受到了这暖意，寒夜才变得更加凄苦难耐。金色同晦暗发生了强烈的对撞，心境也没有办法回到过往，原本富贵的金色，对于这四太太颂莲来说却是最浮华的奢侈，它残忍地让颂莲感受到了美好，却又要强迫她接受黑暗的现实，在巨大落差间，女主人公颂莲的精神世界在一点点坍塌。
在《我的父亲母亲》中，皑皑白雪覆盖着冰冻的大地，在这里白雪不是纯洁的象征，当它大面积单调地长久地呈现在父亲面前，它变成了冰冷绝望的象征，当母亲那抹艳丽的红色出现之时，她跳动奔跑着的红色身影下是一颗滚烫而赤诚的爱心，她的出现远远大过了爱情本身，而是一种生命的必须。那抹红色是温暖的光源，是青春的心的碰撞，是激荡的青春灵魂的契合，也是希望，是美好的可能。
张艺谋在《英雄》这部视觉美学盛宴的大制作中，特意为红色留了足够的分量，并将红色的张氏美学推到了视觉的极致，然而这个红色的运用既保存了原有的爆裂、激情的意象特征，但是却并不使其富有过于沉重的思想文化内涵，一反以往的沉重，转向了清逸的唯美境界的探寻。两个红衣女子的决斗成为影片最炫目的一刻，也成为影片“寓时于空”的一瞬。
三、晦暗沉淀色彩下的民族反思
张艺谋作为将中国电影推向世界的电影艺术家代表，他凭借的不是哗众取宠，不是降低自己而迎合西方趣味，而是奉行了他对电影一以贯之主张与追求。他关注的是民族文化的发展，探讨的是人性与命运，对历史有着反思式的观照，影片中充盈着对人的生存际遇的关怀的人文主义的悲悯情怀。
在《大红灯笼高高挂》中严整有序、封闭幽深的宅院中，红灯每晚为一位太太的院所点亮，原本有喜庆之意的红灯笼，却在这暗夜深宅中显得触目惊心。在这个大宅门中，影片中从未正式出场的老爷，作为这个家庭的主人，却有着最强烈的在场，他是这个空间环境中绝对的权力集中者，其他女性命运受到他的掌控，他所代表的是封建家长制下的暴力统治，红灯笼则作为他统治的工具，生活在其中的女性被封锁在这大宅院中，既受到红灯笼的统治，同时也依靠它苟活，维持着没有灵魂与思想可以自己支配的生活。一方面，影片反映了封建制度的腐朽，对人性特别是女性的压迫；另一方面，像红灯笼这样固化的思想暴力始终幽灵般地笼罩在中国思想文化之中，让长久以来浸淫在其中的国人难以辨别，更难以摆脱。它既是女性命运的悲剧，也是中国文化的悲剧。
而在黄土文化中在现代文明进攻下，原本素朴的灵魂充满了感伤，黄土文明的封闭性，在现代看起来愈发突出，因为不同于海洋文明爆破式的发展，黄土文明更趋向于内部的稳定维护，形成闭合自足的封闭空间，造成发展的困境。在《黄土地》中，那些生存在黄土地上的人们，他们既悲苦无门，同时也是浑然不觉、任劳任怨的一群。
而《秋菊打官司》则涉及了社会政治问题，一反一贯的浪漫主义色彩，转向浓厚的现实主义描摹，体现了对现实人生的人性观照，与社会现实问题的艺术维度的揭示与思考。
四、纷繁色彩形式下的艺术转型
张艺谋的作品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逐渐趋向成熟，他的作品中采用简单的情节较少的对白，通过色彩来传递内容烘托氛围，借以帮助观众理解并形成电影深层次的思想共鸣。采用这种非语言形式的语言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开拓了艺术的表现途径。然而随着张艺谋的作品在国内外被越来越多的观众和学者所接受所认可，几乎妇孺皆可概括张艺谋的“老谋子式”的电影艺术风格，特别是电影中的色彩使用意象传达，张艺谋进入了自我认同与发展的困境。
并不是所有导演都能保证创作出属于自己风格的作品，但是张艺谋做到了，并且获得了广泛接受与好评。张艺谋的艺术之路显然不能止步于此，但是如何继续发展成为一代不朽的电影艺术大师成为难题。张艺谋为了寻找到更好的路径，不断地尝试各种题材的转换，不惜打破以往的创作模式，借以寻求新的创作思路。在2000年以后创作的作品中，保留以往对色彩的追求，在《英雄》中用颜色代表了不同故事之间的转换，《满城尽带黄金甲》中满眼炫目金色下的悲剧演绎，《三枪拍案惊奇》中桃粉柳绿的戏谑色彩，直到最近一部《金陵十三钗》中晦暗光影中褪去大色块，在明暗光影中认真讲述一个故事。
在创作上，张艺谋追求更多新题材的尝试，避免了以往单一的地域民俗化；在色彩运用上，打破了单一色调的铺陈，强烈色彩的对比，追求的更是一种色彩纷呈的感觉。更加重视画面的艺术唯美性，在《英雄》中几乎是唯美画面的连缀而成，在《满城尽带黄金甲》中，金色成为压倒性的颜色，将金色用到了极致。与此同时，更加注重情节，打破了以往色彩承担一部分叙述功能的创作模式，在创作中通过全新题材的引入来加大对白的比重，叙事感增强。
尽管，在尝试的过程中过于注重形式的突破而忽略了内容，造成了华丽的空洞，形式压倒了内容。但是，我们看到了张艺谋的创作思想的改变。张艺谋在以往作品中喜欢融入个人思考，喜欢将个人思考的方式融入到电影中，通过给观众看电影来传达自己的理念，然而，在新的尝试中，更倾向于将自己的思想游离在主题之外，打破了强加给观众自我思考方式的创作模式，将自己的主观化情感抽离，意义疏离，最大限度地鼓励观众自己去体悟创作主旨。这显然是当代电影发展的趋势，同时也是张艺谋一直尝试的。尽管，在尝试的过程中过于注重形式的突破而忽略了内容，造成了华丽的空洞，形式压倒了内容。
张艺谋运用色彩的陌生化手段为我们呈现出一场又一场的视觉盛宴，为电影形式的创新做出了贡献。而电影色彩对观众思想、情感价值的接受度以及所作出的理解仍值电影人继续探索。张艺谋用自己的电影创作为中国电影色彩美学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为中国电影如何通过色彩传达出中国文化意象，如何通过色彩来协调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审美差异，如何通过色彩来兼顾形式与内容，都提出了卓有成就的范本。电影作为一种艺术，其对人的审美功用是不言而喻的。张艺谋电影以其巨大的票房号召力和广泛的传播面对观众审美层次的提高方面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特别是在审美欣赏、审美趣味的提高上。作为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艺术家，张艺谋应当始终关注作品对观众审美欣赏和审美趣味的影响，并为此不断努力。
[参考文献]
[1] 张明土，编.与张艺谋对话[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4：9.
[2] 蔡尚伟，主编.影视传播与大众文化：文化工业时代的影视方法论[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70.
[作者简介] 包玉荣（1971—），女，内蒙古通辽人，硕士，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版画艺术研究与版画教学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