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一九四二》映射出的人性闪光点

电影文学 / 2017年07月31日 11:34
电影一九四二海报片刘宝成+陈瑞琳[摘要]人之初,性本善。很小的时候我们就学习过《三字经》,对于电影《一九四二》不想说太多冠冕堂皇的话,只能说成功之余有所突破。本文主要侧重发现影片中人物本性善良的光芒,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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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一九四二海报片

刘宝成+陈瑞琳

[摘要]人之初,性本善。很小的时候我们就学习过《三字经》,对于电影《一九四二》不想说太多冠冕堂皇的话,只能说成功之余有所突破。本文主要侧重发现影片中人物本性善良的光芒,揭露丑恶的同时让人体会到的是温暖。在面对生存危机、利益冲突时,生命不分贵贱,自保是第一本能,活下去可能是幸福的,但死亡也何尝不是一种解脱。影片人物个性鲜明,多线索叙述,绝不仅仅是一部记录历史的灾难片,每一个人物的出现都是刻意安排,也担负着各自的使命,是对人性、民族性的审视。

[关键词]人性;善良;生存危机;利益

唐太宗说:“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知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古代尚能如此,现代更应如此。在我们这个现代文明的年代里,这个时候出来这样的一部影片,居安思危说不上,但至少可以作为一面镜子,审视人性,审视我们的民族和国家。

《一九四二》电影的拍摄,是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1938年,为了阻挡日军西下,蒋介石密令炸开花园口黄河大堤,形成了400多公里的黄泛区。河南本来肥沃的土地变成一片狼藉,无数百姓正常的生产生活遭到严重破坏,造成至少80万河南人口的死亡。接着不到4年的时间,河南全省遭遇了严重的旱灾,秋粮绝收,蝗虫肆虐,河南百姓生活陷入绝境,而国民政府尚有大量的军需缺口,无暇顾及灾情,这其中河南政府瞒报死亡人数,以致蒋介石无法了解河南真实的受灾情况,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在我走进电影院之前,听到关于《一九四二》的新闻报道很多,有对于影片的期待,也有担忧,担忧的是影片虽能过审但是否能够完整播出,就连导演冯小刚也担忧影片是否能够过审。看完《一九四二》,我终于明白,为何冯导这个级别的导演还对影片能否过审惴惴不安、心怀忐忑。这部电影的审批是一次电影对意识形态的胜利以及对民族性、人性反思的胜利。

在我的印象中,小时候听父辈人常常说到饥荒,那个时候很不以为然。每每撒娇不听话不好好吃饭的时候,爷爷就会不住地抽着烟卷,吧嗒吧嗒地一口一口,嘴里叹着气,甚是无奈,那个时候或许是太过年幼,不能理解老人的心情。一切都由着自己的性子来,饭不合口又哭又闹,母亲怎么哄也不起作用,反而更是变本加厉,最后是父亲的一声呵斥:“不吃就饿他两天!”我才算安静下来,委屈地吃着母亲喂到嘴里的饭菜……一边看电影,一边回忆儿时往事,这么多年过去了,对小时候的事情依然记得很清晰,心里不免有些感触。对于这部影片我不想说成灾难,或许在灾难面前、在涉及每一个人的利益的时候,我们才会清楚地看透“人之初,性本善”。

影片主要分为两部分:一是灾民因饥荒逃亡的场景;二是作为军将的国民党领袖的内政外交。在人物创作上,共有19个主角,50个次主角,看起来很繁多。但我相信看过本部影片的人对众多纷繁复杂的每一个角色都有足够深刻的印象,这是一大挑战也是一个创新,灾民、军队、政府、宗教、新闻媒体5条叙事线索,面对饥荒,每类人物角色都担负着不同的使命:灾民为了生存,为了活命,只能逃荒;军队在国家内忧外患的时候,从抗战角度考虑,忽略百姓疾苦,依旧照收军粮;由李雪健来演时任河南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李培基,可以想见李培基当年为民请命的清廉形象;教父发展教徒,宣扬神的教义和信仰;新闻媒体分为两个流向,一是我国新闻媒体对于灾荒报道的隐瞒,国外记者白修德探究事实的客观报道。所有的一切一切不得不引起人的深思。

有人说,冯小刚这部影片暴露了更多的丑恶,但我想说的还是:人之初,性本善。

《一九四二》是一部很特别的电影:在面临民族独立和民族灾难之际,将对外抗战、对内抗灾的主角变成国民党极其军队,实属少见。2009年上映的《建国大业》在这一点上有了很大的进步,银幕上不仅布满了共产党的光辉,同时国民党将领也是重要线索。而本部影片虽然看起来表现了蒋鼎文等国民党将领的麻木不仁,官僚主义、贪污腐败蔚然成风,但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作为民国政府主席的蒋介石在内政外交上的无奈,不仅需要与国际外交进行周旋,寻求国际支持;同时也要得到国内实业等相关财团的支持。其中影片中有这样一场戏,蒋介石拜访实业家张钫:张钫80岁老母听闻家乡河南遭遇饥荒,异常恳求蒋委员长救人民于水火之中。最后张钫表示:“张钫虽与委员长政见略有抵牾,但在民族危难之时,愿捐出一半家产,支援河南战役”,蒋介石压住激动情绪,敲击拐杖,起,握手:“老学长,你为实业界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可见,即使政见再不一致,但在民族利益面前,以大局为重、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亦是可歌可泣,足可鉴证人性的本善。

一位传媒学者曾如此描述过理想化的传媒品格:“一种仰天俯地的境界,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一种大彻大悟的智慧。”当然,这固然是理想状态,而且我也坚信我们的传媒业终有一天达到这样的境界。在影片中,我们看到了冯小刚对民族劣根性的批判,但也影射着人性本善的光辉,在面对饥荒的时候,国人的猥琐、自私都呈现出来,但是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看到的更是无奈和无助。

灾民也罢,军队政府也好,作为客观公正的新闻媒体,他们都是各自有各自的职责,亦有各自的无奈。影片中虽然批判政府说是救灾,实则中途贪污,军队苛扣,有灾逃荒,无灾自保,人性泯灭,但不可否认的是最后星星在妓院遇到的第一个客人(被枪毙的贪污犯),当星星略带哭腔的说:“我是吃得太饱,弯不下……”的时候,相反的是,客人眼里流露出来是的怜悯、同情、无奈,这就是影片想要传达给我们的人性的光辉。其实冯小刚导演完全可以将那位嫖客、贪污犯塑造成凶神恶煞、毫无人性的禽兽,然而冯小刚导演却反其道而行之,这也为贪污犯被枪毙埋下了伏笔,从而避免产生过多的负面情绪,让观众不是那么的憎恨贪污犯。

影片以异地灾民过境,寻求生存为开端:白面大米,千人盛宴,最后导致血拼和长子的死亡。之后全家便开始了和普通老百姓一样的“逃荒”(当然这里开始老东家自己的说法是避灾)。“避灾”路上优越感一点点失去,最后和大家一样沦为为了生存的逃荒。通常我们在面对生存危机之前,第一步消除的就是差异,无论是财富上还是阶级上,甚至是观念和认知上。所以才有了星星和栓柱朦胧的爱情,才有了栓柱看到星星被欺负的奋不顾身。或许看到瞎鹿最后不忍老母亲挨饿生病,要把小女儿铃铛卖掉的时候,观众会气愤,会讨伐父亲的无情,殊不知瞎鹿也是无奈之举。最后在花枝呼天抢地地阻扰、老母以死相逼之下留住了小女孩,观众的心也仿佛一颗石头般落了地。久吃树皮造成孩子消化不良,最后善良的老东家,从自家粮食里分了一碗米给瞎鹿,救了瞎鹿一家。为了怕孩子找不到,拼死也要从日本人手里抢下核桃风筝的栓柱。 ……如此的种种,都是善良、温柔的一面。

《道德经》第五章中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为什么上帝看到那么多人死去还不来救人?哪里来的上帝,上帝不能救赎你,只有你自己。最后,安西满不停地向梅甘教父问:上帝知道这里发生的事吗?”他经历的一切,饥荒带来的生死,让他失去了对神的信仰,梅甘教父面对安西满的质问,语气里也少了些坚定,但仍然相信、祈祷着上帝能够来解救苍生,他不能让安西满相信,只能抱着他受伤的头轻轻地抚摸,一遍又一遍地念着祈祷词……日军对灾民和国民党军队进行狂轰滥炸时,看到同胞在他面前一个又一个死去,安西满在质疑生存的意义和信仰的意义,他绝望了、认命了,坐等死亡的时候,瞎鹿不顾一切地推开安西满,虽然说人是自私的,但这里的细节不禁还是让人感动。

影片里,那个凶残的年代,3 000万灾民里,听不到太多哭泣的声音,因为没有时间去伤心,因为他们随时都会死去。宗教在这里,在300万死掉的饥民面前,尽管再夜以继日的造梦,也都来不及救赎亡魂。看到最后,无论是观众——你我他,还是戏中主角,都被苦难的连续不断炼造得麻木了。因此,看电影的人很少有哭声,主角也根本没有时间来好好悼念,亲人已经一个个离开了。在庞大的集体面前,个人变得是那么的微不足道。

为了一个承诺,栓柱中途跳下火车,去寻找花枝的两个孩子;为了生存,在遭遇飞机轰炸的时候也不忘记保护自己心爱的猫咪的星星,到最后还是会硬着心肠把猫煮了,并且说我也要喝一碗汤;范伟饰演的角色在敌军军营里看到国人同胞栓柱的兴奋和想要栓柱活下来的欲望;为了家人能够活下来,花枝与栓柱做了一日夫妻,将孩子托付给栓柱,把自己的自由换了4升米;外国记者白修德看到灾民的处境,公正客观报道,向蒋介石多次谏言;最后,栓柱被日军将领用刀插入脑袋死去,战战兢兢的范伟品尝烤熟的鱼片,辛酸、天真地说了一个字:辣;老东家最后逆人流返回家乡,只是为了死得离家近点,在途中带走了路边失去亲人的一个素不相识的小姑娘。这是影片的结尾。或许影片中每一个人物内心都在痛苦挣扎,蒋介石在后半段的戏里有一幕,是在教堂告解,擦去脸上的泪。 有人会说这是鳄鱼的眼泪,但依旧流露出他面对百万同胞死去的无奈和伤心,其中有一场他在车里也说,怀念北伐和民众站在一起一呼万应的时候。是啊,1942年,当丘吉尔的感冒都变得那么重要的时候,军队要打仗要粮饷的时候,有些事他不是不知道,而是必须要牺牲掉。有一场战士遗孤的军乐团表演,当得知日本人撤后,他下令宣传部原样翻译外文对灾荒的报道,让全国了解河南灾情,并下达命令救灾,这不是虚伪,这是在权衡了利益后的抉择,哪怕这是虚伪,但是没有目的的虚伪是浪费,政治家有政治家的使命,使我们无法看到的,因为,政治本身就是件残酷的事,光是悲悯后面的代价就足够大了。

人之初,性本善是《三字经》里的第一句话。善良本是生命里最原始的部分,人总是带着厚道、关怀、体贴来到这个世上。影片《一九四二》可能只是将这一点作为一个小主题,但我觉得在如今这个大多数人越来越麻木不仁的社会,应该将之放大。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我们生活的自然社会在日益荒漠化,生存空间在虚伪化,血缘关系在金钱化,朋友圈子在利益化,当我们在欢呼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双丰收的时候,一颗颗原本善良的心在逐渐萎缩,甚至消失。或许那个时候人们精神文明不够格,现在我们的社会进步了,时代也在不断发展,当生存危机来临的时候,作为个体我们又会怎么去面对?

烟花已灭,历史已经过去,一开始看不清别人,也看不清楚自己,仇恨和厌恶都是暂时的,面对国之大体,我们与生俱来的爱心和善心都应该发出最闪烁的光芒,但愿所有的“善”能够包住所有的“恶”。

[参考文献]

[1] 刘宝成.广告策划与创意[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

[2] 刘震云.温故一九四二[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

[3] 刘宝成.中国当代实力派设计师[M].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13.

[4] 张贤亮.青春期[M].西安:陕西旅游出版社,1999.

[5] 丁伟.中国民族性[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6] 刘宝成.数码摄影构图与用光完全手册[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3.

[作者简介] 刘宝成(1975—),男,河北唐山人,硕士,河北联合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视觉传达研究。陈瑞琳(1979—),女,河北唐山人,硕士,河北联合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英语语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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