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斯特音乐文选
主持人语：
受益于中西海道开辟和门户开放，岭南在近代中国思想、文化方面得风气之先，活力亦表现在美术和音乐等艺术领域，如岭南画派融合中西创作技法、书写地方风物反映时代面貌拓展中国画的表现空间，音乐界亦有从广东走向全国的萧友梅、冼星海，堪称现代音乐理论与创作的闪亮双星。本期刊出驰名全国的岭南学者、教育家和音乐家萧友梅先生的批评文辑，旨在呈现其在新音乐批评和中国音乐学科开创的关键作用。
关于国民音乐会的谈话
自从1月26日晚，我们替中华教育改进社在中国大学开过第一次国民音乐会之后，就有朋友来问我：“到底国民音乐会有什么价值？”本月17、18两天，一连又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开了两次，遇着熟人，还有许多想知道外国国民音乐会的情形和它的势力的。可见得近日社会上研究高尚艺术的人已经逐渐增加了，这是一种很好的现象。我想还有不认得我的，也许有同样的质问的。所以不如把我近日答复我朋友的话，分条写在下边，让一般听过和没听过国民音乐会的爱乐家，都知道外国国民音乐会的情形，也未尝不好。
一、国民音乐会的目的
不单是想给国民一种高尚的娱乐就算了事，还想对于完全未学过音乐的借此可以引起他们学音乐的兴味；对于已经学过音乐的，常常给他们一个机会练习他们的听觉，这就是“温故知新”的用意。总之，一方面是想引起国民向美的嗜好，一方面是想音乐普及。
二、国民音乐会的办法
欧美的音乐会有好几种（国民音乐会之外，还有各种独奏的音乐会，几种合奏的音乐会，管弦大乐音乐会——Symphonie Concert），但是以国民音乐会票价最廉，因为它的目的是在于普及，想个个国民都可以来听，所以，国民音乐会的会场也特别大（譬如伦敦和德国莱蒲齐城的Albert Hall，柏林動物园侧的Bankettsaal都可以坐六千人以上）。会场虽然可以容几千人，每月虽然有几次音乐会之多，但是我每次去听都觉得没有一个座位空着。奏乐的乐师都是极好的选手，指挥和独奏家也是在乐界数一数二的人物。至于乐曲的内容，大概分开两种：第一种是比较浅近而高尚的小品；第二种是整套的大乐（Symphonie），这种乐曲（大乐至少要半小时方可奏完）虽然比较高深，但是还希望可以逐渐普及的。乐曲的作者并不限定是本国人，因为音乐是一种真正的世界语，我们听见一种没有学过的外国语，必定要请人翻译，但是奏起别国的音乐来，不用翻译亦可以明白这个乐曲的性质。所以音乐是世界的，是最能联络人类感情的。国民音乐会是凡国民应听的音乐会。并不是专奏一国音乐的会，它们的秩序单都有记载作曲家的略传，关于乐曲的历史或组织亦有简单的说明；如有歌曲时，还把歌词印上。
三、国民音乐会的功用
国民音乐会的办法既然这样完备，自然可以发生强大的效力。从积极方面说起来，对于没学过音乐的人，可以引起他们学习音乐的兴味；对于音乐学生可以供给他们许多材料，譬如学技术的多听几回自然容易领会，学作曲的多听音乐会，一方面可以得许多的曲料，一方面可以认识许多节奏的形式，这种知识比较从书本子里得来的还要确实。所以，音乐学生听音乐和画家的写生旅行一个样子，越听得多，所得的益处也越多（我记得留学柏林的时候，在一个音乐季节——从9月底到次年4月中——内，最多听了二百零几个音乐会）。更进一步讲，国民音乐会就是实行普及美育的最好办法之一。在吾国没有一所正当的音乐专门学校的时候，这种音乐会尤其要常开，因为不这样，社会上真会忘记有所谓“音乐教育”一件事，因为我国已经一千多年没有正当的音乐教育机关了。近日社会上所提倡的，还是偏重造型美术和戏剧两方面，所以我很盼望爱美的同志总要分一半精神来提倡音乐，方才可以讲提倡美育。若是单讲究静的美术，不讲究动的美术；单知道研究空间的美术，不知道研究实践的美术，那不能算完全的美术罢？以上是从积极一方面说。在消极一方面说起来，国民音乐会于国民道德上也很有些影响。现在我国国民溺于不正当嗜好者实在不少，假使每礼拜至少有一次大的国民音乐会，总可以把他们趋向于不良的嗜好减去一部分。一个家庭里头，如果有几个人爱音乐的，这个家庭就不至有赌博之患；一个社会里头如果爱音乐的团体多，别样坏风俗自然就可以减少了。古语说“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就是这个道理。
蔡孑民先生和中华教育改进社诸君深知国民音乐会的价值，特意要我们乐友社帮他们忙，每月开若干次国民音乐会，从1月26日起到2月18日，先后已经开了三次。所得的效果如何，现在还不能说。不过单就这三次的经验而言，我觉得有两种很好的现象：第一，听众一次比一次多；第二，会场秩序一回比一回好（第三次演奏时，会场异常肃静，与在外国音乐会场无异），足见听众有爱乐的真表示。但是同时发见有两种困难，我们不妨说一说：第一就是冬天在北京很不容易借得一个不要租钱、宽敞而温暖的会场；第二就是市内没有电车，交通不便令许多爱乐者因此牺牲了这种机会。所以我很希望北京有宽敞的会场，最好想法子改良会场的设备，把温度提高一下，那么演奏时乐师的手指不至于发僵，听众亦可以很安适的去领略音乐的滋味了；第二是希望我们北京市民合理促成市内的电车事业，使交通方便，到那时候音乐会就更容易发达，音乐也就更容易普及了。
民国12年2月21日
（原载《晨报副镌》第1版，1923年3月23日）
介绍赵元任先生的《新诗歌集》
这十年来出版的音乐作品里头，应该以赵元任先生所作的《新诗歌集》为最有价值。赵先生虽然不是向来专门研究音乐的，但是他有音乐的天才，精细的头脑，微妙的听觉。他能够以研究物理学、语言学的余暇，作出这本Schbert派的艺术歌（art song）出来，替我国音乐界开一个新纪元，更值得我们的崇敬。赵先生这本歌集出世之后，教我们不能不称呼他做“中国的Schubert”，因为他的歌曲作法，完全是Schubert作的一路。这个称号，我想赵先生——不必客气——也要承认的。
我们不但十分欢迎他提倡这种作法，并且希望他在最短期间内，出版他的第二、第三……集，供给我们声乐科做教材之用，因为声乐一科是万万不能专唱外国作品的，就表情方面看来，中国人当然最适宜是用国语唱本国的歌词。我说这句话，并非不赞成唱外国歌，并非不赞成外国歌词。不过，我们知道在未唱外国歌之前，先要把外国文的发音学得烂熟，把歌词的意思十分了解，唱时方才可以把歌里的精神表现出来。试问今日学生学唱就歌词一方面看来，《新诗歌集》里头一共有十四个歌，其中除掉《秋钟》一首是赵先生的自作词之外，只有十二首半是近人的作品（《瓶花》上半首还是旧诗）。赵先生费了六年的光阴，只选得这十二首半歌词，做他作曲的资料，这是什么缘故呢？我想大概不出下面两个原因：
第一、近来新诗作品并不少，可惜作诗者未有预备给人家谱曲，所以作成的诗歌，百分的九十九，只宜于读，不宜于歌唱。
第二、新诗作者为保留他的著作权，往往不愿送给作曲者做歌曲的资料。
对于第一点，我希望热心提倡新诗的诗人——指肯贡献他的歌词于音乐界的——对于音乐，尤其是音节方面，稍为注意，将来作成的诗歌，必定容易人谱。作曲者把他的歌词谱成歌曲之后，将来比較可以容易流传，国人所得的印象，比较看读得来的还要深。对于第二点，我希望新诗人对于作曲者要采用他的作品做歌曲资料时，不必客气的提出具体报酬的要求。这样一来，新歌曲自然可以一天多一天了。
（原载《乐艺》季刊第1卷第1号， 1930年4月1日）
为提倡词的解放者进一言
自从曾今可先生近日提倡词的解放以来，这两三个月间有好几位对于这问题发表了些意见。我们把那些意见分析一下，就知道他们的主张不外下列三种：
第一种，主张填词一定要有谱（要照词牌规定的句法、字数作成），但不必拘泥平仄，不必凑额，要活用“死律”，要以新事物新情感人词，并可自由选用现代语。
第二种，亦主张必须要照词牌填词，要讲平仄，但不用古典和比较深奥陈腐的文言，应改用浅近文言或完全用白话。
第三种，主张完全不用旧词牌，不讲平仄，创作新词。
三种主张自然各有一部分的理由，但是同时亦各有一部分的误会。譬如为平民化为容易普及起见，词句当然不能用深奥陈腐的文言，新事物新情感当然可以人词，但是关于“典故”一点亦并非绝对不可用，因为在我国有许多著名的典故，未曾读过书的人，亦常晓得的，只要用典故者谨慎选择便无问题；假如想作成一首专门家的词或艺术的词，那么“典故”和“有艺术价值的词藻”更不能不用了。
至于把旧词牌的句法和字数认作乐谱，或把旧词牌每句规定的平仄认作乐谱，在音乐的立场看来，都是一种误会。在创作第一个词牌的人，所作第一首词也许用过乐谱，但是这个原来的词谱早已失掉了。后人作词至多不过照足词牌的句数字数与平仄填上，以为如此填法，便有音乐在其中。这是误认其词牌的平仄相间格式为乐谱，因此在报上发表了许多无谓的争论。虽然语音有平仄是我国文字的特色，，但某种平仄相间用法（比如仄仄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之类），不过是一种谐和的音节，并不是乐谱。有许多悲欢离合不同性质的词句，可以用一种平仄相间法作成，但绝对不能用一种性质的音乐来制谱。因为“音乐”是表现情感的媒介物，同时也可以用来描写自然界现象的。制谱者依照词句的性质作成适当的音乐，不能预先作定一谱，听人家随便填上各种不同性质的词，都可以使用的。作词家假如明白这个道理，就可以不必死守旧词牌作词了。张双红先生在他的《谱的解放》一篇说得好，他说：“……古人当初创造‘词的时候，他们并没有什么‘谱来做依据，他们都是创作——自度腔；而后世的人，自己不会创作，只会依着古人的‘谱来填，依样葫芦的填。这样的相传下去，就变成非依照古人的‘谱便不得谓之‘词了。这并不是‘词的缚人，正是后世的文人在那里作茧自缚！”（中略）他又说：“其实‘词的得不到解放，也并不是研究‘词的人少的缘故，这是作‘词的人没有勇气来创作‘自度腔的缘故。中国文人的通病，便是把古人看作神圣一般，古人的作品，总以为是不错的。因此都驯服地情愿把自己的活泼的思想言辞，来受古人的‘词的束缚与限制。从此词人就变了词匠，灵活的‘词就变成死的‘词了。”（下略）
张君最末了说的那两句，我们虽然不敢断定个个词人都是词匠，与夫所有后人填的词都是死词，总之近代词人少却一种创作的勇气，已经是不可讳言。所以我们对于词家，有下列几点的希望：
一、旧词牌既然无曲谱之可考（纵使有曲谱，亦未必适用于填各种性质不同的词），就不必一定要照它的格式填词。与其解放一部分，何如完全创作？
二、既然知道旧词句的平仄格式不是乐谱，也就不必句句照足去填。但有一句声明，在四字以上的词句，所用的字总以平仄相间较合音节，全用平声或全用仄声五字以上的词句，读起来总觉得音节欠和谐。
三、作者如有意创作，而又想容易传播，那么最好多作新歌，一面为文学界开一个新纪元，一面供给作曲家做制谱的对象。
四、至于歌词内容问题，要看歌词的性质和形式如何，不能一定。大约能谱的歌不外下列两大项：
甲、民歌。依它的性质来分类，有儿歌、晨歌、晚歌、宴会歌、各种季节歌、历史歌、军歌、战歌、爱国歌、学生歌、送别歌、挽歌、悲歌、恋歌、旅行歌、嘉礼歌、樵歌、摇船歌、猎歌、渔歌、农歌和工人之歌等等几十种之多；它的形式，为便于群众歌唱，最好照《诗经》国风的体载，每篇分几章，每章少则几句，多则十几句（但各章的句数最好一律），可是不要句句字数一样，因为象五言排律或七言排律的诗，作起谱来，很难有变化，曲调如无变化，就觉得太单调了。民歌既然是为群众作的，那么歌词的内容，自然以少用典故，多用浅近文言或白话为最相宜。
乙、艺术歌。这名词是由西文Art song翻译成的，它的性质不外分抒情和叙事两种，从形式上看来是一篇长歌，可以分开几段，每段句数可以多少不同（非如民歌每章句数必要一律），词句里边除浅近文言外，典故和有艺术价值的词藻，均不妨并用。因为这种歌词已经属于专门歌的一类，能唱这种歌能看这种歌的人们，都应该有相当的文学知识了。
五、韵的问题。“韵”于歌词音节上极有关系。但一首歌不必用平韵，亦不必限用仄韵，最好是平仄统用（如东、董、送三韵可以并用），并且一首歌可以换韵数次。
以上所举五点，都是我们最希望提倡词的解放诸君采用的。最后还有一言：古语说“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其实音乐不过只有一半的力量，真要移风易俗，还要等词人诗人多创作新歌出来，给作曲的人去制谱，等制成歌谱之后，你们的歌词更加容易普及，岂不是比单独印专集更有效力吗？我国民气的柔弱不振，自然是因为国民教育没有办好；但是社会上缺乏一种雄壮的歌词和发扬蹈厉的音乐，也有很大的关系。这些责任，应该由诗人词人和作曲者各担负一半的。所以我极盼望海内诗人词人，尤其盼望提倡新诗和解放旧词诸君一齐起来共同合作，使吾国民气逐渐可以振起，岂不是很愉快吗？
（原载《音》第29至31期合刊，1933年2月。）
音乐的势力（节选）
今天上海市教育局约兄弟到这里来播音演讲，讲题是《音乐的势力》。在未讲这个题目之前，先要把音乐的组织简单地说明一下。
谁都知道音乐是声音的美术或时间的美术，但不是随便一阵叮叮噹噹或大擂大打乱杂无章的声音，都可以叫做音乐，必定要有一定的节奏（rhythm），有相当的和音（harmony）衬托着，配成一种抑扬得宜的曲调（melody），用适当的章法（即形式），加上各种表情（expression）表现出来，才算是真正的乐曲，才算是音乐。
那么看来音乐不外由“节奏”、“和声”、“曲调”三种原素组成，但是音乐的种类实际上不止三种。第一因为三种原素的配合法甚多，第二因为表情法各曲不同，在合奏的乐曲还有各种乐器的配合法不同，因而作出种种音色出来；尤其是近五百年的西方音乐，不独理论方面愈研究愈精，就是乐曲作法和演奏技术，也变化无穷，登峰造极。近代音乐的种类因此千变万化，无所不有，断非我们中国一千年来没有进步的音乐可以比得上的。
音乐的种类既然很多，并且每种有特殊的性质，有特殊的效用，譬如：
一、温柔恬静的音乐，可以安慰人的脑筋，教人听见容易安眠，摇篮曲就是属于这类；
二、快活的音乐，教人听见精神爽快，小孩听见常常活活泼泼地跳舞起来，这类乐曲西方更多，不能逐一列举；
三、雄壮的音乐，可以鼓起人的勇气，振起人的精神，象军队进行曲就是屬于这类；
四、悲哀的音乐，教人听见发生悲感，甚至令人流泪，哀悼进行曲和Elegie（悲歌）属于这类；
五、忧郁的音乐，听见教人沉闷；
六、喜悦的音乐，听见教人欢喜；
七、优美庄严的音乐，可以洗净人的杂思，提高思想的目标，可以使人的举动变成庄重的态度；
八、怨慕的音乐，可以表现人类怨慕的情绪；
九、音乐又可以治病或减轻病人的痛苦，欧战时各国伤兵医院，多备有特殊的音乐，教伤兵听见，减少他们的痛苦，在割症时亦有奏着音乐的；
十、近年欧洲法院亦有用音乐改造罪犯心理的试验，就是每天清早于一定的时间演奏一种特别音乐，教犯罪者静听，经过若干时间之后，自己忏悔，立意改过，期满出狱，改邪归正的人很不少。还有用音乐来辅助审判的：某处地方有一件谋杀案，犯人被捕之后，屡次审讯，不肯供认。判官因为找不得证据，又不能立刻判决，于是用音乐助审。把凶手关在一个光线阴暗的房间，半夜从隔壁放一种悲惨的音乐，并且带有一种悲惨的哭声，等这个犯人听过几天之后，再提出审讯，果然被音乐感动，良心发现，逐一供认。可见音乐的力量了。
还有一件最明显的，就是音乐的节奏可以指挥最大群众，可以统一整个民族的举动。
在西方于举行大会之前后常唱几首“会歌”，这种“会歌”的节奏都很鲜明，歌词亦十分得体，唱过之后增加许多合作的精神。群众受了这种歌曲的影响，好象物体被地球引力吸着，不知不觉要向同一个方向去。军队依着一定的节奏长期步行不觉疲倦，过千过万人唱着军歌一齐冲锋，不觉痛苦，就是这类的实例。
以上所讲的效力有明显的，有潜伏的，有立刻发生效力的，有慢慢才见功效的。笼统可以叫它做“音乐的势力”。
……
（原载《音乐教育》第2卷第3期，1934年3月31日）
